在文化大革命風浪中應變:由「扶桑非日本而是墨西哥」的討論談起 (容若)

文革雖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才在北京爆發,身居香港的我,早於一九六三年已受到威脅。豈非奇怪?其實文革遠在一九五○年毛澤東已經醞釀。從一九五一年批電影《武訓傳》,一九五四年批俞平伯對《紅樓夢》的研究,一九五五年批胡風文藝思想,一九五七年批知識分子的「反右」(一年內有五十五萬知識分子劃為右派),一九五八年批馬寅初《新人口論》,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懷並將其罷官所謂「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遏制黨內直言敢諫之風),到一九六二年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預示將有殘酷的批鬥)——像一條文革長長的火藥引,伺機引爆。
一九六二年的提法,特定目標是針對吳的《海瑞罷官》和鄧拓的《燕山夜話》。我於一九六三年觸及這條火藥引,正同鄧拓的《燕山夜話》有關。
一九六三年的《晶報》,已經歷人事大變動(包括一九六一年王以達社長離開香港),已由「中間立場」轉向左傾:社論不再稱蔣介石為蔣先生或蔣公,大算國民黨戰後政治腐敗舊帳;卻又不時引用毛澤東「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應當加以總結」的話,以示中共尊重中國歷史文化。

《晶報》讀者討論見《燕山夜話》
然而,一九六三年還是《晶報》黃金時期。以我主管的副刊為例:曹聚仁、葉靈鳳、馮鳳三等「海派」作家都來助陣,以寫「三及第」著名的本地作家高雄,繼一九五九年移民美國的梁寬之後,為《晶報》寫怪論(筆名區品器)及小說(筆名伍時華),當時最受歡迎也是稿費最高的漫畫家許冠文在《晶報》刊登的《財叔》連載,《英語週刊》主編岑卓雲(即戰前以小說《水遠山長》成名的作家平可)為《晶報》撰寫的《實用英語淺釋》,都爭取到不少讀者,而「街坊服務版」則是當時香港各報服務版中服務範圍最廣(無所不答)、收信最多(每天列出名單)。羅治平主管的港聞也是港報同類版面之表表者,荷李活道大館(中央警署)的壁報上,以《晶報》的資訊最多。羅兄在副刊寫的武俠小說《峨嵋三劍俠》,被李化新組成的峨嵋影業公司拍成同名武俠片,由陳琦女士(四十年代上海電影《四姊妹》中的二姐)率隊遠赴四川峨眉山取景,為香港第一部有實景的武俠片。當時《晶報》日銷十多萬份,成為幾家最暢銷的港報之一。
那末,我在此時又如何觸及文革的火藥引呢?
那時香港正放映港日合作影片《腸斷扶桑》,有人看後來信指出:一向把扶桑當作日本大有問題,據法國、美國、蘇聯學者研究,並引中國古史《梁書》材料,證明早在公元五世紀中國僧人已經到達美洲,比意大利人哥倫布早了一千年,所到的扶桑國,離當時稱為倭國的日本超過三萬里,其地正是今天的墨西哥。
我以來信對認識中國歷史及世界交通都有重要價值,即以「扶桑非日本,而是墨西哥」為題發刊,引起讀者討論。論題雖然冷門,幾天內竟收到三十多封來信。信已發下排字房三分之一,總編輯陳霞子叫停,我愕然問故,陳答:「這是金老總的意思。」
當時讀者乃至館內同事,大都不知道《晶報》和《香港商報》已分別由《文匯報》(總編輯李子誦)與《大公報》(總編輯李俠文)領導,而各主其事的是《文匯》副總編輯金堯如、《大公》副總編輯羅承勛。金老總,金堯如也。
金老總何以叫停?多年後我才知道:香港《晶報》讀者討論的內容,竟可於北京報人鄧拓在《北京晚報》的專欄《燕山夜話》找到,其中有三篇文章:《誰是最先到美洲的人》、《「扶桑」小考》、《由慧深的國籍說起》。這三篇文章,都由一九六一年九月於該晚報刊出,而鄧拓,就像吳晗,同屬彭真領導的中共北京市委成員,亦即毛澤東所謂劉(少奇)鄧(小平)「修正主義當權派」成員。而我在香港《晶報》發起的讀者討論,竟然同北京的「劉修」分子有關係,豈能無政治嫌疑?
恰於此時,我又踩兩個政治地雷。答讀者問紅軍何故「長征」問題,採用劉伯承《回顧長征》材料,如實指出紅軍因反圍剿失敗,突圍西走桂、黔,再沿滇、川、康北上。某同事則認為,紅軍「長征」由於要「北上抗日」,要我依照何幹之《現代中國革命史》這種說法。同時,他又要我「見了曹聚仁,只須點點頭」,我覺得好笑,沒有接受。豈料又惹來兩種政治嫌疑。
一九六四年,《晶報》又經一番人事變動。此時,參與創刊而仍任編輯者剩下三人:趙泉、羅治平於此時離去,只有我留任。副刊內容也有大變,新闢《蔣幫太座列傳》,蔣介石由「蔣公」變「蔣幫」,變得與《文匯》《大公》同調。我對陳霞子說:「豈非『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毛常引孟子此語告誡幹部)?霞老歎息。我於這一年要學習《毛主席語錄》。霞老望紅皮書,告誡我慎用成語,「一毛不拔」、「旁門左道」則絕不能用。我想起清代詩人龔自珍的名句:「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到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鬥爭」,我們的報紙走了兩個極端——先是,馬經、狗經的版面不斷膨脹(「街坊服務」的版面不斷萎縮);後來,完全取消馬經、狗經(全力「反英抗暴鬥爭」,與《文匯》、《大公》統一口徑)。增狗、馬,還可以留住將跑掉的讀者,取消狗、馬,大講「鬥爭」,不免把讀者趕跑。二十二年來生活日趨穩定,誰願講打講殺?不如回顧一下自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九年神州大地天翻地覆的情況吧!

「造反有理」與《炮打司令部》
一九六三年三月,毛澤東號召全民「向雷鋒同志學習」,掀起大陸的學習雷鋒運動。同月,中共中央批示停演「鬼戲」。四月,上海《文匯報》批判崑曲《李慧娘》。七月,中共與蘇共公開罵戰開始(以後有所謂「九評」)。此後,既批「蘇修」又批「劉修」。八月,大陸全面停止放映香港電影。同月,江青奉命改造地方戲曲,先把滬劇《蘆蕩火種》改編為京劇。
一九六四年五月,解放軍總政治部出版《毛主席語錄》。毛澤東支持「京劇革命」,觀看《蘆蕩火種》,批示「要突出武裝鬥爭」,並改名曰《沙家》。六月,江青參與京劇《紅燈記》、《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海港》、《龍江頌》、《杜鵑山》與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的改編與排演工作。所謂「八個樣板戲」就此形成。
一九六五年,中共中央批示「加強戰備」,暗示國際形勢緊張,實則加強國內控制,便於搞「階級鬥爭」。毛澤東要把吳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說成「為彭德懷罷官呼冤」,由江青安排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寫批判文章,十一月刊出——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導火線。
一九六六年一月,林彪鼓吹毛澤東的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掀起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高潮。
二月,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發表《紀要》全面否定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十七年文藝事業,斥為「文藝黑線專政」,五百部電影說成「毒草」,連以前二十年共六百五十部不許再放映,還要停拍新片。
四月,《北京日報》批判鄧拓、吳、廖沫沙《三家村札記》,顯示已到文化大革命前夕。
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遭批判兼罷官,會議通過《中共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提出文革的理論、方針、政策,號召奪權並批判「走資派」。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組成文革小組,指揮造反活動。
六月,《人民日報》發表聶元梓等的造反大字報,停課鬧革命,在各地大、中、小學全面展開。
七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名通知:取消高考制度,改用「推薦」的入大學方式。
八月,毛澤東致函清華大學附中造反派(稱為紅衛兵),肯定其「造反有理」,橫行大陸的紅衛兵運動全面爆發(紅衛兵組織於一九六八年投入上山下鄉運動)。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共高層大變動:五個副主席剩下林彪一人,指定為毛澤東接班人;副主席只有周恩來降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三;陶鑄由廣東北調,任常委排名第四;失去副主席的劉少奇,排名降到第八。
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與八屆十一中全會標誌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與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修正主義當權派、全面迫害文化界的開始。

文革風浪中的無常
由北京紅衛兵挑起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運動,到處打、砸、搶(抄家)。最先不堪毒打折磨而自殺的有老作家老舍和名報人《燕山夜話》作者鄧拓。繼有著名翻譯家傅雷夫婦雙雙自殺。《海瑞罷官》作者歷史學家吳晗與應雲衛、蔡楚生、鄭君里三位名導演先後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的還有上官雲珠、徐來等一批電影明星。
紅衛兵把一切名勝古蹟當「四舊」來「破」。我不明白,宋代岳飛在杭州的墳墓、明代海瑞在海口的墳墓也要砸毀——毛澤東曾教幹部學岳飛「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靈活打法對敵鬥爭。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以此勉勵幹部學習海瑞「直言敢諫」的精神!
九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名通知各地大學、中學的教師、學生代表進京參觀文化大革命活動(是否對文人文物打、砸、搶也值得「參觀」),於是開始了「全國大串連」,弄得各地交通混亂、垃圾遍地。
是月,《人民日報》整版刊登《毛主席語錄歌》,因而唱語錄歌之聲響遍大陸(香港左派機構也照唱如儀)。
十二月,張春橋、王洪文在上海康平路製造武鬥流血事件,為大陸各地大規模武鬥之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張春橋、姚文元指揮上海造反派奪取黨政權,號稱「一月革命」,其他各省、市、自治區造反派相繼奪權,各自成立革命委員會。
是月,在黨領導層排名第四的陶鑄,在「打倒劉鄧陶」聲中落馬(陳伯達升上第四位,也在三年後落馬)。
三月,「批鬥叛徒運動」在各地展開,為大批中共老幹部製造冤假錯案,死人無數,懷疑六百年前明太祖(朱元璋)「誅功臣」歷史重演。
四月,《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文章批判電影《清宮秘史》,指為「賣國主義電影」,掀起打倒劉少奇的大批判運動。
七月,北京開了個聲勢洶洶的批判劉少奇大會,紅衛兵兇狠地揪鬥劉少奇(國家主席)。
五月,中央軍委決定向全軍發放毛澤東像章與「為人民服務」語錄章(香港左派機構依樣發放)。
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社論號召香港同胞,以「三視」、「三擊」鬥垮直接統治香港的英帝國主義。
七月,江青以「文攻武衛」口號煽動武鬥,大陸因而出現「全面內戰」局面。稍後,香港九龍半島沿岸不斷湧現由珠江飄流而來的浮屍。
八月,謝富治提出「砸爛公檢法」,煽動造反派無法無天,流毒至今!
同月,造反派奪外交部權,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十月,毛澤東宣稱「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
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區各單位「清理階級隊伍」。其實在此之前已經進行,且已弄出人命。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天仙配》主角嚴鳳英,就在四月不堪批鬥折磨而自殺。「乒壇三傑」——傅其芳、姜永寧、容國團,也在此前後不堪批鬥折磨而自縊:傅死於四月,姜死於五月,容死於六月。
「乒壇三傑」都自香港回到內地,為國效力。傅其芳在四十年代,即與薛緒初在內地獲得男子雙打冠軍,後雙雙來香港,一九五○年後,傅勸薛一同回去,薛反勸傅不要回去,結果,傅只與姜永寧回去。姜於一九五二年獲全國男單冠軍,傅則成名教練,為乒壇培養傑出人才,為國爭光。容國團是我中山同鄉,少時相識,曾在香港西灣河太古福利會打過乒乓球。容是一九五七年香港男單冠軍,不久回內地,於一九五九年代表國家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打敗上屆世界冠軍——匈牙利選手西多,獲世界男單冠軍,是我國第一次獲此殊榮。他的遺言:「我愛我的名譽甚於生命!」至今在記憶中。
八月,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學校派工人宣傳隊入駐,代管校政——學校由「工人階級專政」。
十月,《人民日報》透露各級幹部「下放勞動」到「五七幹校」去的情況(香港幹部也要照辦,如《文匯報》副總編輯金堯如就到廣東英德「五七幹校」去)。
同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劉少奇被指為「叛徒、內奸、工賊」(一九八○年平反)。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在北京舉行,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
十一月,劉少奇受盡痛苦折磨後病逝。曾上升到名列第四的陶鑄,被打倒後也是受盡折磨於此時病逝。

「參觀學習」與「學得最好」
關於文革(雖則未完)大事寫到這裏為止,下文轉入一九七○年我回內地「參觀學習」的經歷。
行前,有人告訴我:「你已被人打小報告,不要回去!」我也覺得,自一九六七年底「反英抗暴鬥爭」叫停之後,身邊有「小將」對我監視,但既已答應去了,豈可失信?
參觀學習團由新聞、體育等界別組成,總正、副團長都是《文匯報》成員,新聞組正副組長分由《文》《大》成員擔任;我是《晶報》、《正午報》小組的副組長。參觀地點包括廣州、增城、佛山。
先抵廣州,入住人民大廈(愛群酒店,當時仍是廣州最高建築物),位於珠江北岸長堤、新堤交匯處。這一帶,以前是廣州「清潔模範」地區,可是當天變得骯髒不堪。不斷看到像在「串連」的大學生,邊走路,邊叫罵,滿口粗言穢語,雖女生也不例外。他們隨地吐痰,亂拋垃圾。同行者都為經文革洗禮後出現這種情況而驚訝。
午餐前,總團副團長講話,歌頌祖國太平盛世,人人豐衣足食,呼籲大家認識祖國新面貌。下午我們乘車前往增城參觀人民公社,沿途有人教唱抗日歌曲(包括應雲衛導演《桃李劫》一片主題曲《畢業歌》),不知是否要「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起」?
參觀地點是增城的新塘,聽公社社員講「階級鬥爭」,講「抓革命促生產」,他重點舉例,叫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晚上往德宣路中山紀念堂觀劇,沿途無街燈,恍如戰時「燈火管制」,近百人摸黑走路。中山紀念堂大放光明,看到德宣路已改名東風路,想起毛澤東「東風壓倒西風」名句。
到佛山參觀祖廟。這是有八百年歷史的古蹟,牆壁雕刻精美,人物栩栩如生。講解員告訴我們:「若不是周總理下令全力保護,恐怕祖廟會像廣州河南的海幢寺,被紅衛兵破壞,只剩一堆瓦礫了!」
聽說晚上開組長會議,有人通知:「副組長不用參加。」我覺得奇怪。他又通知:「所有日記都要收繳」,只見各人面面相覷。他們(連組長在內)各自把記下的幾頁都撕去。只有我原封不動,託組長完整地轉交。
稍後,新聞組副組長來參加開會,卻喧賓奪主地嘩啦嘩啦一番,還針對我說了些難聽的話,我跟他吵起來,終致不歡而散。
晚上,組長開會回來沒有任何交代,我也不去問他,彼此關係顯得緊張。
第二天,在廣州聽農業模範冼國雄報告。他除了強調「階級鬥爭」,還透露如何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容庚,如何罵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我知道容庚是廣東人,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與考古學家,你認識甲骨文,他也有一分功勞,不禁想起孔子所云:「天將喪斯文也!」
第三天,在廣州聽文政委講話——這是我們「參觀學習」最重要的一課。
第四天,有一位胡同志來我們小組,他代表文政委慰勞我們,一直望我說話,心無旁鶩。他說:「學習得最好的,就在你們這一組中。」有兩個年輕的,喜上眉梢以為指自己(第二天,在臨別總結會都上台「講用」)。
究竟誰真的學得最好?我不關心,相信學員近百人中也無人預知。整個一九七○年,我們《晶報》上自裘惠同女士(上面派來掌控報館的人)下至一些新進來的「反英抗暴鬥爭」小將,都緊盯我的一切活動。舊同事紛紛提醒我,我只能冷靜應付。
第二年形勢大變:思想極左的裘惠同調走了,我重新掌管副刊,重新整理「街坊服務版」。稍後,「八個樣板戲」中的《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和《紅色娘子軍》的舞台紀錄片在香港上映。我隨經理陳展謨到新華社開會,聽取黃老總(光宇)報告:如何宣傳樣板戲。以後,我又獲邀參加一年一度由新華社舉辦的國慶酒會,由梁社長(威林)、祁副社長(烽)、朱副社長(曼平)等新華社領導人接待。
此時,我從某方面獲知:一九七○年回內地「參觀學習」的近百人中,「學得最好」的果然是我——據說被認為掌握了毛主席這一條語錄:「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由一九六三年惹來兩種政治嫌疑隨之揭曉:一是「第三勢力」,二是「劉修」,都已冰釋於無形了。
所謂「學得最好」,當然不會僅憑一本日記這麼簡單。而我也會繼續警惕。文化大革命還繼續,「寧左勿右」之風還在,隨時給你製造冤錯假案。正是好戲在後頭。我就引用中共元老董必武在文革中兩句頗有隱喻的詩句,作為本文結束:「破舊已無花上市,迎春將有藝如潮。」
(作者是資深報人、香港文字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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