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大校委會九年的深刻體會 (文灼非)

今年五月底的周二,是我最後一次參加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的會議,重回鈕魯詩樓十樓的會議室舉行。轉眼間,九年的會議生涯便劃上句號,令我留下不少難忘回憶。這九年裏,經歷了三位主席(馮國經、梁智鴻、李國章)的領導風格,體會過兩任校長(徐立之、馬斐森)管理大學的作風,轉換過五個會議場地;這九年更讓我看到香港高等教育的重大發展。
上期文章談到,我先加入港大畢業生議會服務,之後有機會獲互選加入校董會。二○○ 七年透過校董會的兩個選舉名額,我有幸加入母校的最高決策機構。當時的校務委員會主席是馮國經博士,一位八面玲瓏的公職能手,主持會議很有效率。校委會的會議室位於鈕魯詩樓九樓,外面有一塊銅牌,記錄了歷任主席的在位年份。我念大學的八十年代,主席是楊鐵樑法官,前任是羅理基爵士。

校務會議內容保密
記得我首次參加會議的其中一個重要議程,是討論當時醫學院院長的貪污案子,大學一個調查委員會剛發表了一份機密報告,會上有不少激烈的討論。當時負責這個案子的委員,是中信泰富行政總裁及校友范鴻齡,有名的公職王。由於這個事件對港大聲譽有很大的影響,必須謹慎處理。那天會議完畢我返回報社繼續工作,收到某報社的記者來電,希望我以不記名的方式談談當日會議的內情。我表示會議討論內容屬於機密,絕對不能透露,而且大家都是媒體人,有獨家新聞怎麼會讓她先發表?第二天該報繪影繪聲報道了會議的細節,相信是其他委員透露的,校委會的資料和討論外泄,其來有自。我參加了校委會後,自知身份敏感,一直都嚴格遵從保密原則,做到滴水不漏,因為我的嫌疑最大,所以自己服務的報社幾乎拿不到絲毫校委會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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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灼見名家傳媒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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