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中的改革大廈  三十年改革的回顧與前瞻 (章立凡)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國唐山發生大地震。四十三天後,毛澤東逝世,一個絕對威權的時代就此結束。兩年後,中共摒棄了「階級鬥爭為綱」,轉而「以經濟工作為中心」,「改革開放」的時代就此開始。

  古人以三十年為「一世」,如果將改革視為一座大廈,則這座營造了一個世代的建築,迄今尚未完工,算得上是一樁「鬍子工程」。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四川汶川—北川的大地震,再度撼動中國大地,也將改革工程中的一切問題推到了桌面上。既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大廈」的設計與施工質量,也不得不在此時此刻接受檢驗。

一、地震危情:「豆腐渣工程」vs「一百年不動搖」

  進入二○○八年以來、雪災、股災、物價上漲、拉薩騷亂、聖火事件、列車相撞、手足口病以至大地震,三十年來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在天災人禍的觸發下一齊浮出水面。在「家天下」時代,遇有天災,皇帝必定會下詔「罪己」;如今時代不同了,據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關於地震是「天譴」或「報應」之類的說法,一露頭就被鳴鼓而攻之,決不承認是上天降罪。但人禍與天災之間的關聯思考,卻總是在人們心頭縈繞,要想迴避也難。

  這次大地震,中共領導人接受今春雪災的教訓,在危機處理上反應迅速,個人形象頻頻得分。但地震現場許多「豆腐渣工程」頃刻間土崩瓦解,特別是大量中小學校舍倒塌以及救災款物管理的不透明,迅速引起了公眾對官場腐敗的問責,並延伸到教育投入、地震預報、水庫與環境安全、「一胎化」政策(對失去一切的受災家庭而言,最無法承受的是失去獨生子女)等諸多領域。官方媒體則推出了大量煽情故事以化解民怨,一時間各說各話。

  從近期中共高層的表現來看,雖然調動了一切行政資源救災,竭力營造一個高效有為的政府形象,但畢竟積重難返,至今無法擺脫地方及中層以下的尾大不掉之局,現行體制的擁護者,也有不少是改革大廈中的碩鼠與蠹蟲。在意識形態上,宣傳仍沿襲「壞事變好事」的老套路,雖然在歷史上首次為普通百姓降半旗致哀,但在國殤日高呼「加油」也屬世界首例。製造「反華勢力」的假想敵,鼓動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試圖將國人對同胞的哀痛化為奧運動力,「揚我國威」之類政治先行的傳統輿論導向,與「以人為本」南轅北轍。

  面對公眾對災害傷亡等「人禍」的問責,災害發生時「公開透明」的高姿態變得曖昧了,一隻看不見的手加快了動作,遮罩資訊、禁止採訪、發動反擊、圍剿異見等等,等等,這套老掉牙的手法在資訊時代能否奏效?是否會起到「為淵敺魚」的反作用,任何有常識的人都心知肚明。不計後果地向「輿論一律」時代倒退,突顯了主管部門的落伍與無奈,也昭示出當局所處的窘境——一切為了保住執政地位。

  鄧小平被譽為改革的總設計師,他將中共的政治權力安危繫於改革開放,視為百年基業,宣布「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然而,「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在建長達三十年的「改革大廈」,施工質量如何?其間有無「豆腐渣」成份,又有多少「王八蛋」從中上下其手?這不能不從執政黨內部查找原因。以上兩個詞是前總理朱鎔基在一九九八年水災期間罵出來的,又一個十年過去,貪腐愈演愈烈,基業還能百年不動搖嗎?

二、設計缺陷:「科學發展觀」vs「摸着石頭過河」

  任何一座大廈的建設,皆須有全套藍圖,從最簡單的平面圖到最複雜的施工圖,都不可或缺。「改革大廈」是一個系統工程,雖然在技術標準上允許「與國際接軌」,但從總體設計上又強調「中國特色」,其他國家的方案「不能照搬」。總設計師的指導思想是「貓論」,當初只提出了一個框架草圖,其他要靠主持施工的工程師們臨場發揮——「摸着石頭過河」。

  按照總設計師的草圖,改革大廈的建設分為經濟和政治兩個工作面,合起來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工程從設計到施工,管理班子換了三批,頭一批除了總設計師,另外兩位主角連名字都幾乎湮沒;第二撥承包商從理論上代表一切,卻只顧悶聲發大財,撇下一個豆腐渣工地走人了;當今的主持者提出「科學發展觀」,承認「民主是個好東西」,比「摸着石頭過河」多了幾分預見性。科學與民主,本應是發展觀的兩個方面,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可偏廢。

  朱學勤先生曾提出:「三十年來中國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 他把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九年視為第一場改革,將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迄今作為第二場改革。我在不久前的一次會議上,曾當面向朱先生提出商榷。我認為:第一,中國改革是一個連續的歷史進程,我不反對將其分階段評述,但從時空上、邏輯上講有其連續性,整個進程無法割裂;第二,雖然改革的領導者有更迭,但主導改革的執政黨只有一個,不應以人物劃分場次;第三,將改革分作兩場來評述,可以作為一個新聞話題,甚至可以是一個哲學命題,但不具備歷史科學上的意義。

  回顧三十年的改革史,經濟體制改革的工程延續下來了,有改革也有開放;政治體制改革工程則由於某次事故曾長期停頓,如今只是內部小改,不對公眾開放。設計從一開始就存在缺陷:在社會轉軌的進程中,權力從未被關進籠子,反隨着經濟的增長而膨脹,導致貪腐橫行,某些利益集團已具備了自立門戶的實力。改革的 「怪獸化」,不僅使社會公正受到挑戰,也正在挑戰執政黨自身的權威及合法性。

三、政治輪迴:從革命到改良,從壟斷到放權

  按中國傳統曆法,明年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花甲之年(六十歲),其間經歷了從革命到改良、從壟斷到放權的歷史迴圈,中共也經歷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地位變遷。

  改良與革命,是社會變革的方式的兩種不同選擇,都具備一定意義上的正義性。前者是用漸進方式逐步化解社會現有的矛盾,後者則是以激進方式一籃子解決社會長期蓄積的矛盾。革命成功之後,需要通過不斷的改良(或曰改革)來調整社會利益的分配,以保持社會的穩定和健康發展。革命不是社會的常態,但如果改良不能保證公平和正義,則革命將會超越它。這也就是我過去常說的「改良與革命賽跑」。

  要回顧三十年改革,毛時代是重要的參照物。毛澤東的「不斷革命」,是對革命的誤讀。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七年這一階段的輪迴,不僅未能實踐建國前的民主憲政承諾,而且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消滅了民間社會,馴服了同盟者,壟斷了一切政治權力;不僅未實現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的承諾,而是提前發動社會主義革命,通過「對資改造」和「人民公社化」,壟斷了一切經濟利益資源。

  這種政治和經濟的壟斷,源於一元化的意識形態,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叫做「黨是領導一切的」。這種意識形態,只允許全能型的、包辦一切的政權模式存在,社會分工和民主監督皆無從實現,甚至連獨立思考都有罪。對真理的壟斷,最終導致了個人崇拜乃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令全社會失去理性陷入動亂,造成了經濟、政治的全面危機,革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一九七八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被視為「思想解放」的開始,對真理的壟斷雖未徹底放棄,但已在相當程度上有所鬆動。經濟上的開放搞活,其實是回到「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原點,允許私人資本主義重新發展。以上兩方面的舉措緩和了社會矛盾,啓動了社會轉型,也有效地維繫了執政地位。就政治權力而言,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故「四項基本原則」仍必須堅持。

  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在總結前蘇聯崩潰的歷史經驗時,總結出壟斷權力、壟斷利益、壟斷真理的三點教訓。「三個壟斷」其實也是毛澤東時代的特徵。提出並主導「改革開放」,是中共對毛時代罪孽的一次成功的自我救贖,也是其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重要標誌。改革開放是一個從壟斷到逐步放權的過程,放權是為了長久利益,壟斷並未消失,而是轉換為比較溫和的形式,歷史的慣性依然發揮作用。

四、經濟輪迴:從「以革命的名義」到「以改革的名義」

  縱觀五十九年間中國的財富走向,中共的執政理論至今尚未自圓其說。毛時代通過土改、對資改造不斷製造階級鬥爭,直到發動「文革」廢止憲法,普遍地侵犯人權和財產權,以「革命的名義」集中了民間的財富,其結果只是平均分配了貧困。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財富走向,則是在「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旗號下,以「改革的名義」重新瓜分這筆國民財富及其增值部分,其結果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

  改革開放至少繼承了兩項「文革」遺產:一是一九五六年通過「對資改造」成為公私合營的企業,支付給私方的定息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就停止了,按年息五厘計算,十年間只支付了五成;「文革」結束後,公私合營企業全部成為國有,不再承認私方的股權。二是原城市居民私有的房屋及其土地,「文革」中全部充公,「文革」結束後,部分房屋得以發還或給予補償;但一九八二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增加了「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的條款,房屋下面的土地變為國家財產,這就使政府成了中國最大的地主。

  上述兩項資本與土地所有權上的變更,是在「文革」剛剛結束、權屬尚不明晰的狀態下悄然實行的,由於公民的權利意識已被摧毀殆盡,無人敢於公然提出異議。直到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制拍賣和城市開發拆遷開始後,矛盾才逐漸暴露出來。政府成為這兩項「文革」遺產的受益者和拍賣莊家,各種官商勾結的貪腐之弊也由此滋生,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二○○六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口掌握了七成的財富,美國是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六成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是當今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所在。

  二十世紀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要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三座大山」,實現民主憲政。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經濟命脈掌握在「血酬」權力、跨國公司和權貴資本手中。建國時「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共同綱領》中由全民普選產生全國人大的規定,歷時五十九年仍未實現。

五、政黨輪迴:國民黨失敗到成功,中共最現實的參照

  當中共領導人正為地震危機高度緊張之際,一位恩怨糾葛多年的兄弟、曾經的友黨和宿敵——中國國民黨,卻完成了從革命黨—執政黨—在野黨—現代民主政黨的轉型,於二○○八年五月二十日在台灣重掌政權。

  中國近代政黨往往帶有濃厚的封建會黨色彩,家長制與派系、陰謀與暴力的魅影,長期揮之不去。國共兩黨曾同是「以俄為師」的黨,同樣靠「槍桿子裏出政權」,從體制到觀念極其相似。國民黨因獨裁和腐敗失去了大陸,到台灣後長期實行威權統治,直到蔣經國時代才開始接受普世價值。歷經兩次選戰敗北之後,終於浴火重生,完成了向民主政黨轉型的歷史輪迴,並在民意選舉的背書下再度贏得了合法性。

  天下究竟是國民的公器,還是政治集團的戰利品?武力可以維持統治,但無法贏得民心,國民黨從「打出天下」到「天下選出」,昭示了從「黨天下」向「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回歸。越是為了黨派利益拼命壟斷權力,越是可能失去權力;只有將全民和社會的利益放在黨派利益之上,人民才會賦予權力。

  中共將改革視為維護權力的重要手段,自稱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如未能完成向現代民主政黨的轉型,它就仍然只是一個政權。沒有真正的民意支持,最擔心失去的,也許就是最可能失去的。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參謁中山陵時,題寫了「天下為公,人民最大」八個字,足以發人深省,「百年老店」國民黨的失敗與成功,是中共最現實的參照。

六、歷史選擇:公民社會,或「二次文革」

  對三十年來改革的反思,從去年就已經開始。進入二○○八年這個「奧運之年」後,社會持續震盪迄今,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社會前途的深切憂慮。必須承認,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社會意識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商品經濟的活躍喚醒了中國人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作為納稅人,有權過問政府收支;作為公民,有權監督政府行使權力。

  地震似乎使社會在一夜間走向成熟:公眾一反以往的聽任態度,開始認真監督官方救災機構的善款、物資使用;而民間NGO及大量志願者出現在救災第一線,也是一種世人矚目的社會現象,反映出國人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往中國官方總是習慣於「為民作主」,並對民間社會的成長心存疑懼;這次地震中公民社會責任感的勃發以及民間組織的活躍,是今後中共政權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

  十九年來,民間蓄積着一股民粹主義的社會能量,如何釋放這股能量,各種政治力量都有盤算。主流長期習慣於借左打右,借右打左,以維持政權的穩定,但一段時間以來,這種平衡開始被打破:製造仇富、排外心理,發動對自由主義學者的圍攻以及對某些新聞媒體的討伐……,對真理的壟斷在回潮。將民粹主義情緒引向狹隘的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以圍剿自由主義者,否定普世價值。這種策略很容易奏效於一時,因為前三者天然可以形成群體,而後者往往是天然個體。

  某些官方媒體一再揮舞棍子出招,「和諧社會」反倒不大提了,這是一個危險信號,折射出失去平衡的社會有可能走向裂變。玩弄民粹之火的失算在於,民粹主義從骨子裏就帶有反精英和不信任政府的屬性,它和烏托邦主義一樣,最易被現代化進程中的受害者及邊緣化人群所接受。現實中的暴力維權者和虛擬世界中的網路暴民,都有可能成為民粹主義或鼓吹「二次文革」之新老「左派」的信眾。回顧一下「文化大革命」中大小官僚們的命運,就該明白這把火最終會燒到誰的頭上。

  地震中的改革大廈,如今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突發事件有可能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但也未嘗不是擺脫困局的最後機會,這就需要政治智慧。是走向分裂動盪的「二次文革」,還是走向民主憲政的公民社會?中共要選擇,中國國民也在選擇,最終是歷史在選擇。

  (作者是中國近代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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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這條戰略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