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備與逼退:我在《炎黃春秋》的最後一程 (丁東)

曾彥修去世
《炎黃春秋》原來以杜潤生、于光遠、李昌、李銳為顧問。他們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在中顧委受到批判的四位委員,當時戲稱中顧委「四大金剛」。李昌和于光遠去世後,又請曾彥修與何方出任顧問。二○一四年秋天,官方命令《炎黃春秋》改變主管主辦單位。生死存亡之際,杜導正等六位年逾九旬的老幹部,聯名上書習近平。二○一五年春節前,《炎黃春秋》準備召開社委會,向四位顧問匯報重整旗鼓後的情況,曾彥修興致勃勃地答應與會,不料當晚便感冒住院,再沒有走出醫院。
曾老是在二○一五年三月三日去世的,享年九十六歲。那天正逢全國政協會議開幕。按照曾老遺囑,遺體捐獻給醫院,不火化,只能在醫院舉行遺體告別。官方規定兩會期間不得舉行大規模聚會,於是要壓低參加遺體告別的人數。時間先定在三月七日,後來又推到三月九日。死者為大,這種做法自然引起親友的不滿。忽然情況逆轉,聞習近平給曾老送了花圈,台上的劉雲山、劉奇葆和退休的胡錦濤等隨之也送了花圈。曾老生前與習近平在工作上並無交集,更無私交,送花圈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杜導正覺得此事對《炎黃春秋》的生存發展有利,於是在第四期作點文章,把花圈拍成照片發表,同期又讓杜明明採訪李銳、杜導正、何方、張惠卿、杜高,形成悼念曾彥修專輯。
曾彥修十分看中何方的《黨史筆記》,有「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評價。曾老去世,何方覺得一篇千字短文悼念意猶未盡,於是和夫人宋以敏一起將曾老與自己多年的通信分門別類整理,形成一篇兩萬字長文。文章送到《炎黃春秋》後,幾個月無下文。我從宋以敏處看到此文,感到曾老親歷黨史許多重要現場,信中表達的觀點精采而有深度,於是按雜誌內部規定的篇幅上限,選取一萬字,作為專文編發,經杜老同意,在二○一五年第十期以《曾彥修來信類抄》為題刊出。

炎黃三老說了算?
外界有一種說法,說《炎黃春秋》是杜導正、李銳、何方三老說了算。但根據我的感受,這種說法並不符合事實。李銳雖然是排名居首的顧問,但他要在《炎黃春秋》發表文章也並非易如反掌。二○一五年第五期,我是執行主編。此前李銳轉送來一篇盛禹九的稿子,他在李老九十九歲生日前夕,做了專訪,寫成一篇《李銳談長壽之道》,要求發表。總編輯楊繼繩看了稿子,說:「《炎黃春秋》是政治刊物,不是保健刊物,這篇文章不適合。」楊繼繩平素對李老很尊敬,但作為總編輯,卻不肯放棄底線。李老催問,我只好說:「盛禹九的專訪可否拿到其他媒體發表?」後來,我協助李老完成一篇署名文章《九九感懷》,在《炎黃春秋》第五期發表,才算皆大歡喜。
《炎黃春秋》對稿子把關偏嚴,作者名氣再大,也不隨意通融。王蒙聞名中外,做過文化部長,曾是開明派官員。內地許多報刊爭相發表他的文章而不得。同事馮立三五十多年前在北京師範學院求學時,王蒙是授課老師。前些年王蒙喪偶,馮立三為他再結連理牽線搭橋,做了紅娘。馮立三出任《炎黃春秋》執行主編後,自然想到向王蒙約稿。約來一篇回憶民國往事的文章,在編輯部卻遭遇異議。異議者認為這篇文章是溫吞水,力道不夠。馮立三無奈,只好撰寫長篇申訴,向杜老面陳,最終杜老拍板,才得以刊出。後多家媒體紛紛轉載,給《炎黃春秋》加了分。以後一年間,王蒙又在《炎黃春秋》發表了有關反思文革和雙百方針兩篇文章。
如今《炎黃春秋》已經易主。二○一六年第八期品質低下,飽受嘲諷。他們哪能想到原來的《炎黃》對稿件的要求有多麼嚴格!

三十七篇文章未報備?
二○一五年四月十日,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總局由期刊司司長李軍、綜合司長孫明和處長董亦敏約《炎黃春秋》王彥君、杜明明談話,發出《警示通知書》,稱「《炎黃春秋》變更主管主辦單位以後,二○一五年前四期共刊登八十六篇文章,其中就有三十七篇文章涉及重大選題,均未向總局報備。」這三十七篇文章的題目是:《我所認識的貪官王守業》、《必須澄清的一樁重大事實》、《江青對公安機關怨恨的由來》、《耀邦同志論黨內兩類矛盾—談談對當前反腐敗的認識》、《文革中廣州街頭「吊勞改犯事件」調查》、《長沙知青大逃亡》、《再說吳江意外遭遇》、《鄂豫皖白雀園大「肅反」》、《探尋一九五九年河南商城「死絕村」》、《我與中央統戰部六局》、《譚厚蘭曲阜「討孔」紀實》、《對法治建設有重大影響的兩件事》、《清華大學工宣隊始末》、《自封的「半個紅學家」江青》、《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及動機分析》、《探「高饒反黨集團」與黨內鬥爭模式》、《九一三林彪要飛到哪裏》、《沿海發展戰略的形成與實施》、《鄧小平與「五.一三講話」》、《參與胡耀邦追悼會的回憶》、《一九八四年胡耀邦對文藝工作的指示》、《顧驤談思想解放運動》、《批判「資反路線」和陶鑄倒台》、《我與〈學習與批判〉等刊物》、《胡喬木在文革末期》、《從「首都兵團」到中學紅衛兵》、《林立果現象的歷史追問》、《蘇聯末日實錄》、《「準則」:重構黨內政治生活的重器》、《華國鋒談史傳寫作》、《從「鄧小平論文藝」 到「鄧小平論文學藝術」》、《上海檔案裏的反革命》、《冤案是怎樣釀成的》、《我當律師的一段經歷》、《「長治號」起義的前因後果》、《我參與處理「揪劉火線」》、《評〈王力反思錄〉》。這些官員還說,這次約談體現領導的愛護、負責和審慎,希望不要曲解、炒作,要保密。以前蔣建國和吳思協調,特事特辦,雜誌規定「八不碰」。現在形勢變了,沒有法外特區。從第五期開始,重大題材要報備,應報盡報概莫能外。中國藝術研究院要管幹部、管制度、管資產。
說三十七篇文章違規,依據是新聞出版署一九九七年八六○號文件《圖書、期刊、音像製品、電子出版物重大選題備案辦法》。辦法要求十五個方面的選題必須報備:一、有關黨和國家的重要文件、文獻選題;二、有關黨和國家曾任和現任主要領導人的著作、文章以及有關其生活和工作情況的選題;三、涉及黨和國家秘密的選題;四、集中介紹政府機構設置和黨政領導幹部情況的選題;五、涉及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的選題;六、涉及我國國防建設及我軍各個歷史時期的戰役、戰鬥、工作、生活和重要人物的選題;七、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選題;八、涉及中共黨史上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選題;九、涉及國民黨上層人物和其他統戰對象的選題;十、涉及前蘇聯、東歐以及其他兄弟國家重大事件和主要領導人的選題;十一、涉及中國國界和各類地圖的選題;十二、涉及香港、澳門、台灣圖書的選題;十三、大型古籍白話今譯的選題(指五百萬字及五百萬字以上的項目);十四、引進版動畫的選題;十五、以單位名稱、通訊位址等為內容的各類「名錄」的選題。
按照這個檔,《炎黃春秋》每期幾乎有一半文章都要「報備」。所謂報備,不是報送備案之意,而是由他們轉到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審讀,審讀通過方能發表,通不過就不能發表。其實《炎黃春秋》一直有專人負責,每月送兩篇文章報備。據統計,二○一○年不能用與不答覆的佔百分之六十二;二○一一年佔百分之六十七;二○一二年佔百分之八十;二○一三年佔百分之八十六;二○一四年佔百分之九十。多數情況不是回答不能用,而是根本不答覆。兩三年渺無音訊,石沉大海。對審查者來說,稍有風險的稿子寧可槍斃,也不放過。有些好文章不同意發,於理不合,只好拖着不表態。《炎黃春秋》月月要與讀者見面,真按他們的規定報備,刊物早就拖死了。我們組來的某些專稿,比如劉英對黨史回憶,是歷史當事人留下的一手史料,黨史研究室人員的現職人員作為後生晚輩,只有學習的份兒,哪有審查的資格?
賈磊磊再三強調要按規定報備,其實他們操作第八期「偽刊」,有關毛澤東、鄧小平的文章也沒有履行報備程序。這個檔,就是按照官方利益需求限制出版自由的緊箍咒,它讓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化於無形。作為部門行政法規,這其實是一個違憲的規定。實施近二十年來,以封殺新思想為能事,給中國的學術和藝術造成了極大傷害。而對那些按照官方口徑鸚鵡學舌的出版物,他們從來不追究你是否報備。面對這種無理的警示,《炎黃春秋》不能束手就擒,只能絞盡腦汁,把標題取得盡量平緩,盡量迴避領導人的名字,降低敏感度。好在酒香不怕巷子深,包子有餡不在褶上。只要內容分量重,標題平淡一點,也不怕沒人識貨。

楊繼繩被迫退休
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總局發出《警示通知書》不是孤立的行為,而是組合拳中的一項。就在同一天,新華社紀檢委、機關黨委和老幹局三個局級官員,來到楊繼繩居住的紅蓮社區,代表社黨組找他談話。六月十八日,又把楊繼繩接到新華社再次談話。紀檢委官員說《炎黃春秋》很壞,要楊繼繩辭職,並舉出某省文聯副主席開除黨籍,工資降兩級的例子,要脅楊繼繩,不讓他出版自己的新著。楊繼繩是新華社退休幹部,由新華社發放退休金,到《炎黃春秋》工作是退休以後的社會兼職,所以新華社仍然卡着他的飯碗。
楊繼繩原來是新聞記者,退休以後潛心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他的父親餓死於一九六○年大饑荒。這促使他全方位探索中國大躍進的歷史悲劇。他的《墓碑》一書,史料翔實,論理深刻,譽滿中外。他又繼續筆耕,準備完成有關國史的三部曲,可稱「一人寫國史,國史第一人」。他從吳思那裏接任總編輯時已經七十五歲。他行事公正,受到編輯部同仁的尊重。杜老想挽留楊繼繩,說僅僅寫書編雜誌,不會坐牢,不會開除黨籍,不會停發退休金,也不會取消醫療待遇。但官方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竟然向楊繼繩的夫人施加壓力。權力要作惡,不達目的,決不罷手。楊繼繩不能讓家庭後院起火,只好宣布七月一日退休。編輯部有人建議,老楊可以明退暗不退,但楊繼繩表示「明人不做暗事」。這使得重整旗鼓後剛剛穩定下來的《炎黃春秋》,又面臨新的動盪。

(未完待續。作者是前《炎黃春秋》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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