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徹大悟李洪林 (丁東)

二○一六年六月一日,李洪林與世長辭,享年九十一歲。
他生前傳播最廣的文章,是一九七九年為《讀書》雜誌創刊號撰寫的開卷之作《讀書無禁區》。此文原來的標題是《打破讀書禁區》。編者改擬為「讀書無禁區」,引起了激烈的爭議。李洪林索性就接受了這個題目。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他對歷史影響更深刻的文章是一九七九年初在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領袖和人民》。此文直言不諱地批判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從歷史觀來看,《國際歌》和《東方紅》就是不一致的。一個說『從來沒有什麼救世主』,一個說『他是人民大救星』。」還有一首歌,「叫做《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中說:『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革命人民離不開共產黨。』歌頌黨和人民的魚水關係,當然是好的,但是它把魚水關係完全弄顛倒了。人民居然成了『魚』。其實人民已經存在很久、很久了,而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則是最近幾十年的事。如果黨是『水』,那麼一九二一年以前,幾萬萬人民豈不是都變成乾魚了嗎?」他的結論是:「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必須忠於人民。」發言當時通過會議簡報發往各省。任仲夷當時主政遼寧,想為張志新平反,遇到很大阻力。主張平反的人拿着簡報說:「李洪林這個發言,比張志新的厲害多了。張志新如果不能平反,李洪林就該槍斃!如果李洪林的發言是正確的,張志新就必須平反!」結果張志新得以平反。一九八○年九月十八日、十九日《人民日報》連載了《領袖和人民》,李洪林的觀點公開傳遍全國。許多因為「惡毒攻擊罪」而被判重刑入獄者,通過各種途徑給李洪林寫信,要求伸冤。其實他們反對的不只是林彪和四人幫,必然牽涉到身後的毛澤東。這些信寄到《人民日報》,再轉給李洪林。他們在監獄或勞改農場沒有通信自由,都是千辛萬苦輾轉帶到監獄外投遞到郵局的。由於躲避搜查而時時藏匿的破舊信封,被揉得亂七八糟的信紙,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寄託着多麼殷切的希望!李洪林把信集中起來,給鄧小平寫信說:現在有不少人因反對林彪、四人幫仍在服刑。鄧小平閱後批了幾個字:「請胡耀邦同志處理。」胡耀邦雷厲風行,馬上批示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普查一次,凡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入獄者,一律平反,並限期報告處理結果。幾個月內,全國有二百多樁這類冤案得以平反。後來胡耀邦當面告訴李洪林:「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救了好幾百人啊!」

「你寫了一篇好文章!」
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後,中國大陸反右狂飆再起。李洪林心有不甘,從一九七九年五月到十一月,連續寫了四篇文章:《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信仰危機說明了什麼》,力圖在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框架裏,堅持反左。前三篇在《人民日報》發表後,反響強烈。讀者來信說:「我們當時就是擁護三中全會,擁護思想解放。發表這樣的文章,我們一下子腰桿子又直起來了。」胡耀邦對李洪林的文章青眼有加。《我們堅持什麼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六月二十二日上午見報,下午胡耀邦秘書就給李洪林打電話說:「耀邦請你來一下。」李洪林以為這篇文章捅了漏子。見面後胡耀邦說:「你寫了一篇好文章!」
李洪林精通馬克思主義和中共黨史,行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曉暢,無疑是中共黨內一流的筆桿子。胡耀邦看中了李洪林,把他從歷史博物館調到中宣部理論局擔任副局長,進入中央文件寫作班子,參與起草葉劍英建國四十周年講話和《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重要文件。當時胡耀邦是中宣部長。李洪林到中宣部後就向耀邦建議召開一些小會,直接和理論界保持聯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變成小型的理論務虛會。胡耀邦同意了,李洪林就着手組織。十月份李洪林組織了第一次會議,胡喬木就在會上指責《人民日報》沒有積極宣傳四項基本原則。胡績偉說:「我們宣傳了,發表了李洪林的系列文章,群眾非常歡迎。」胡喬木說:「李洪林同志的文章我看過兩篇,他是從另一個方面提問題。」「我們堅持什麼樣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是第二位的;重要的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堅持四項原則。」胡喬木這樣一講,傳到外面,就成了李洪林「從反面宣傳四項原則」。胡喬木是理論權威,他在別的會上也講,儘管沒有點名,但一聽就知道是說李洪林的。從此李洪林出書發文章都阻力重重。胡耀邦擔任中宣部長時間不長,一九八○年由王任重接任,王任重對李洪林比較友善。一九八二年中宣部長改由鄧力群兼任,李洪林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先是被免職掛起來,不給事做,又開了五次中宣部全體人員大會,集中批判李洪林。李洪林沒有屈服。這時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伸出援手,把他調到福建擔任社會科學院院長。後來項南離開福建,李洪林院長職務也隨着胡耀邦的辭職而被免去。

告別黨性,回歸人性
一九八九年春天胡耀邦逝世,北京發生學潮,鄧小平定為動亂,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當時《光明日報》邀請作家學者座談時局,戴晴請十二位與會者公開聲明,呼籲學生停止絕食,同時要求官方承諾不搞秋後算賬。接着又到天安門勸說學生撤離廣場,李洪林在其中年齡最長。「六四」後,官方要揪出學生背後「長鬍子的黑手」,為此,李洪林被關押審查三百多天,後雖無罪釋放,卻給予留黨察看和行政記大過處分。
李洪林本是四十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共產黨員,是一個真心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者。一系列磨難使他大徹大悟。他在晚年從根本上反思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反思了中共的歷史和黨文化,反思了毛澤東和鄧小平,告別了黨性,回歸了人性。他的角色也從黨的理論工作者,變成了獨立思想者。他明確宣布:我認為政治制度非改不可。一個黨沒有理由永遠壟斷國家的權力,不改革一黨專政,遲早會釀成動亂,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我反對推倒重來,那將給整個社會生活造成巨大的震盪,付出沉重的代價,我們需要的改革是使整個社會生活平穩有序地轉上民主憲政的軌道。
一九九八年是改革開放二十周年,我參與一個採訪改革開放見證人的口述歷史專案,到他家採訪。他當時已經八十三歲,住在通州農村一座普通的公寓樓的五層,室內陳設極為簡樸。他對我說:「我渴望自由民主,但我不是社會活動家,只是一介書生。我願意用筆為社會服務,也就寫出我的觀點,希望有更多的人接受。我的讀者在國內,但我的書不能在中國大陸出版,這讓我深感痛苦。」
當李洪林作為體制內的理論工作者時,他的文章曾經影響了數以百萬計的讀者,不但引起公眾的共鳴,而且受到廟堂的器重。然而,相對於九十一載的人生長途來說,他理論工作的黃金歲月也就兩年光景,未免過於短暫。這個體制的本質要求就是輿論一律,思想專制,而不容忍李洪林出於善意,開明地修正。因而,李洪林黯然離場,受到打壓整肅,並不意外。
李洪林告別廟堂,轉型為獨立思想者以後,思想更加深邃,筆鋒更加老到,但傳播的管道卻大幅收窄,只有《炎黃春秋》等報刊偶爾給他提供一點發言機會,個別網站傳播過他少許獨立的聲音。他懷念朱厚澤的文章,發出這樣的感慨:原來只知道朱厚澤是一個開明的官員,讀了他的遺作,才知道他是一個思想家。我在昌平殯儀館聆聽過李洪林為張顯揚所致的悼詞,一如既往地睿智而深刻,但現場聆聽者不過數百人而已。李洪林晚年更多地是與好友私下交流。比如看到胡杰的木刻新作(見本刊二○一五年三月號),他給戴晴去信:「我閱歷太淺,還沒見過如此震撼人心的木刻。」他寫了一本回憶錄,我曾想選取其中若干章節,編入一套學者自述叢書,在內地公開出版,最後功虧一簣。李洪林的晚年的確是太寂寞了。也許,這就是中國當代思想家的宿命。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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