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難測人作倀 (李長聲)

  東日本大震災,被稱作戰後六十五年來最大的國難,此難有三:地震、海嘯、核泄漏。特別是核泄漏,把日本乃至全世界攪得惶惶不安,打碎了最後的日本神話——安全神話。當事者東京電力公司和當權者菅直人總理一再說「想定外」,意思是沒想到竟然會這樣,也就是把責任歸之於天災,出乎意料,防不勝防。然而,真是不可預測嗎?到底是想不到,還是故意不去想?其實早就有人想到了,警鐘曾一再敲響。

  畢業於京都大學工學系原子核工學專業的日共眾議員吉井英勝,曾多次在國會上提出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會造成核電站危機,例如二〇〇六年十月他曾質疑:假如柴油發電機、蓄電池失靈,冷卻系統等不能起作用,那時反應堆怎麼辦?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委員長鈴木篤之敷衍:正要求企業多方面採取措施。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院長則斷言:有安全設計,不會出現電源中斷的狀況。執政黨總是把在野黨關於核電安全性論爭從黨爭的角度來消解,持不同政見的人,其科學論據也成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從政府到企業都不曾未雨綢繆,照樣推行既定的核電政策。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爆炸,危害空前,日本認為原因是安全意識落後,自詡高安全性。自一九六〇年代核電站運轉以來事故時有發生,但由於媒體未發揮公器作用,事故一再被遮掩過去,可以說,日本核電史充斥了欺瞞。據說,當年擔任東京電力福島核電站安全性檢證的技術人員曾從萬無一失的水準建言,要想到飛機掉下來正好砸在反應堆上的可能,被斥為千年一遇,也就是杞人憂天,不予「想定」。各種可能性全都被排除,剩下來的即所謂安全。現今日本出問題,各國都趕緊自讚自家核電站何等安全,恐怕還是多想想千年一遇的可能性較好,因為這一遇,未必在九百九十九年以後,也可能就在明天。

事故前廣瀨隆一再敲響警鐘

  日本反核電大有人在,其一是廣瀨隆。生於一九四三年,所學為應用化學,參加過學生運動,一度從事技術工作,一九七二年辭職,專事翻譯與寫作。美國三里島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事故,他從此關注核電問題,致力於反核電運動。一九八一年出版《把核電站建在東京!》,質問:如果核電站安全,為什麼不建在最需要電力的東京圈,卻不惜輸電成本,建在遠離東京的地方?一九八六年發生切爾諾貝爾核電站事故,翌年廣瀨隆出版《危險的話——切爾諾貝爾與日本的命運》,引人注目,媒體寵愛在一身。人們談核色變,核電產業一落千丈。但好了傷疤忘了痛是人的本性,近年來找到新理由,即二氧化碳造成地球變暖,而核能源有益於環境保護,於是重振為朝陽產業。民主黨上台,以「清潔政權」自許,更大力推動「清潔能源」,比自民黨政權有過之而無不及。「反核電旗手」廣瀨隆幾乎被忘記,二〇一〇年七月久違地出版《崩潰二氧化碳造成變暖之說》,主張地球變暖的原因之一是核電站排出的熱廢水。

  緊接着,彷彿有所預感似的,二〇一〇年八月又出版《核反應堆是一顆定時炸彈——害怕大地震的日本列島》,就大地震毀壞核電站的「核電震災」使日本破滅的可能性陳述己見,即:核電站會發生大事故;一旦發生大事故,日本基本上毀滅;這種可能性非常之大,而可怕的起因是大地震。雖然拿出種種無誤的事實給讀者看,自信不幸言中的概率相當高,但內心還是希望所推導的結論是錯的吧。如果漫然接受現狀,不思慮未來,那就是日本人自己選擇的命運了。此書所言完全據「迄今所知歷史地震」預測,也多是專家的推斷,例如地震學教授石橋克彥率先提出了「核電震災」觀點。

  時過半年,這種命運果真降臨到日本人頭上: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發生大地震,引發海嘯,福島核電站發生核泄漏,整個日本都不得安寧。廣瀨隆寫道:人們被大地震這一自然災害折磨,再加上前所未有的核輻射災害,構成最悲慘的狀況,然而在日本,包括疏散居民在內,事實上什麼對策也沒有。目睹東日本大震災一個月來的現實,不能不說完全被廣瀨隆不幸言中。於是人們要捧讀他的書了,三月三十日再刷,四月五日三刷,書店把他的書堆在了店頭。經歷了這番驚嚇,反對核能源的人會大大增多吧。國難當前,人心思定,東京都靜悄悄選舉知事,說震災是「天譴」的石原慎太郎年高七十八,第四屆連任,當選之後說,不能因這次事故而全面否定核電。原來東京都政府就是東京電力公司的大股東。

  二〇一〇年四月廣瀨隆和鈴木篤之在《朝日新聞》上長篇對談,指出核電站的危險性。鈴木拿科學說事:這正是科學的進步,所以安全了。對於廣瀨隆的疾呼,核電推進派大都二字以蔽之曰:外行。日本原子能文化振興財團曾出書《〈危險的話〉的謬誤》批判。從專業來說,廣瀨隆確實屬於「外行」,但是反核電的人不乏專家,例如二〇〇〇年去世的高木仁三郎是原子能專家,一九九五年發表論文,明確指出福島核電站等幾處核電站耐震性劣化,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會斷絕外部電力和冷卻水,呼籲加強安全對策。

官僚、學者、廠家三位一體

  對於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人們往往以為這類人滿腦子科學,渾身上下是技術,卻忽略他們也是人,活在世上自有利益要維護。科學未必使人高尚,專家當中也不無卑劣之徒。廣瀨隆揭露,日本的電力公司建核電站,不是選地盤堅固與否,而是先定下地點,也就是大城市近便之處,然後找地質學家、地震學家來調查地質。這些人實質上充當電力公司的顧問,所以廣瀨隆告誡,「對左右我們生命的『某種專家』必須抱有嚴重的猜疑心」。原子能研究領域基本是核電推進派的天下,以各種名目得到電力公司的資助,作為回報,宣揚核電站的安全性。主導核電站建設的官僚們離職後,去處是電力公司的有關單位,共存共榮。這樣的官僚、學者、廠家三位一體,推行並實現政府的核電政策。京都大學原子能反應堆實驗所有一個「六人幫」,六位原子能研究者在反核電的立場上進行研究,亦即反體制,被視為另類。在學會裏坐冷板凳,得不到研究經費,職位也不能晉升,飽受歧視。他們一直像烏鴉一樣警告早晚會發生大事故,電視台若報道這類資訊,電力公司就用不登廣告來壓制。

  廣瀨隆說:海嘯的天災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日本的宿命,但悲慘的核電事故是人禍。該負責的不僅是電力公司,還有一直不作出警告的電視台,和那些上電視誇誇其談的專家。事故發生後,媒體上活躍的專家基本是核電推進派,即御用學者。當人人被要求冷靜之際,或許廣瀨隆說「也許日本真的完了」,這話才是「危險的話」。日本政府對核輻射泄漏的事故評價由四級改為五級,一個月後的四月十二日又升為七級,與切爾諾貝爾同等嚴重,對於人的健康與環境產生大規模影響。雖然廣瀨隆當初即指出福島核泄漏嚴重程度超過切爾諾貝爾,身穿防災工作服做宵旰狀的政府也不會給他一個國民榮譽獎。

  (作者是旅日作家、本刊駐日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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