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說,祖國是「有罪民族」(潘耀明)

  《鋼琴教師》(Die Klavierspielerin,1983)作者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獲得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很多人感到意外。因為耶利內克的作品,若以今天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是百分之百離經叛道的。小說的主角鋼琴教師艾莉卡(Erika Kohut)在孤高的外表下,卻是一個喜歡偷窺、具性虐待與性被虐甚至亂倫傾向的雙重性格的人物,理應受到道貌岸然的社會所排斥,在華人社會相信更會受到詬病和非議。然而,這部受爭議的作品改編成電影後,卻獲得多個電影大獎,廣受歡迎,包括《鋼琴教師》在內的耶利內克的作品一直在熱銷中。佛洛依德認為﹕「性力如果一旦放肆,回復到它原始的目標,社會文化就將遭受到最大的危機。」我想,耶利內克之成功,是她在相當程度上突顯了當今人性的病態,現代人的壓抑、孤絕感所帶來的原始性的反彈,這正是今天人類社會面臨的問題。病態的人性與病態的社會息息相關,因此,從另一角度來看,耶利內克的作品是具有反諷作用的﹕鋼琴教師形象是高貴的、冷傲的,但鋼琴作品作為心靈的律動,則是複雜的、感性的。鋼琴教師在憂悒的孤憤中去尋找原始性的自慰以填補空虛,頗符合人性的邏輯。

  耶利內克的另一部小說《美妙、美妙的時光》( Die Ausgesperrten,1980 )更有象徵意義,她把人性的逆反心態刻畫得淋漓盡致,讓人看到黑色的精靈﹕「她披一身夜裝,持一束黑色的『惡之華』,向我們走來。這裡的黑色是痛苦、恐怖、病態和死亡的象徵。」(傅正明﹕《黑色的精靈——耶利內克的創作特色》)這個黑色精靈不是別的,正是耶利內克。耶利內克的成功之處,是她把男女兩性關係的「黑暗面」刻畫到了極致,這也許是因為她深諳箇中「黑幕」之故。但她不僅僅止於黑暗的描寫,其況味如顧城的詩所寫的﹕「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她的作品有針砭,也有謳歌,她對當下奧地利極右政權作出了指控,是基於她對奧地利顢頇統治的洞察﹕「奧地利自由黨的勝利是平庸淺薄的絕對勝利。正如海德格爾無法領導領袖,精神無法領導非精神,智慧也無法領導平庸。」對於奧地利這個曾經在二戰中扮演法西斯角色的民族,她毫不留情地予以鞭撻﹕「奧地利是一個犯罪的民族,但它的罪惡很快就被辯解了,儘管事實上奧地利像希特勒一樣反猶。當我以法國來對照時,我僅僅想到人們怎樣創造了一個『無罪』的神話,而奧地利,對我來說,這個國家既有犯罪的前科,現在也還是一個有罪的民族。」

  耶利內克不是一個自命不凡、經營所謂「純文學」的酸文人。她敢於關懷,敢於進行社會批評、政治批判,敢於挖瘡疤,以致毫不畏懼地說出自己的祖國是個「有罪的民族」,很不簡單。耶利內克對奧地利的深刻省視,是基於愛之愈深、責之愈切的深沉情感。她沒有全盤否定她的祖國,她依然歌頌祖國美麗寧靜的土地,她曾激情地寫道﹕「你到過這個擁有眾多山谷與丘陵的美麗國家嗎﹖/遠方的美麗山巒勾勒出它的輪廓。它有一條地平線,這是很多國家所沒有的。你見過這個國家的草場、農地和田野嗎﹖你見過那些寧靜的屋舍,還有生活在那裡的平和的人們嗎﹖(《情人.跋》)」

  耶利內克熱愛祖國的山河、祖國平和的同胞,她把這些美好的東西與低能的政權區分開來,對於這種敢於揭露政權及國民性弱點的文學俊傑,你能說她不愛國嗎?!作為一個作家,她具有像白樺筆下《苦戀》中的知識分子眷戀家國的情懷,她之所以不會像白樺等中國知識分子被扣帽子,她的作品之所以不會被甩鞭子,反而受到嘉獎、肯定,是因為她生活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沒有人會懷疑她批判民族性的醜陋是「不愛國」。這是她的幸運,也正是她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

  本刊像往年一樣,組織「諾貝爾文學獎」特輯,對耶利內克的獲獎和創作歷程作了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