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文學」是人民寫的 (卷首語-潘耀明)

  中國共產黨的元魁劉少奇被打倒時,講過一句話:「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1)。這句話有點悲壯。這是劉少奇被屈辱和嚴酷拷打至死前,迸出的一句富有人性的話。在一個專制政權操控下的社會,歷史是官方寫的;在一個公開的社會,歷史可以由人民來寫,但也有不一定由代表人民的立場史家來寫。所以胡適曾感慨地說:「歷史像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要怎樣打扮她就怎樣打扮她。」(2)

  以五四為例,已過去九十年了,但要找一部真正是「人民寫」的五四歷史,也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大前年逝世的周策縱教授撰的《五四運動史》英文版應該是其中一部接近歷史真相、可稱「人民寫」的史書。可惜其中文譯本只出版了上冊,下冊迄今未能正式出版(之前台灣出過全譯本,但並未經周教授認可)。他曾向我表示,他對上冊的翻譯並不滿意,一直以來他還未找到好的譯者可以勝任。可見作為史家的他的嚴謹態度。周教授曾指出:「我們必須把五四當成一個複雜的歷史『階段』來看,決不能只着眼於一天或一兩個月的遊行示威活動,不然,就無法認清這一歷史事件的真面目和真精神,也無法了解這個時代。……」(3)

  今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但五四這個少女,仍然由不同的立場的大小史家進行不同的打扮。周教授曾力排眾議,針對當政者把五四學生運動說成左傾的學生運動和是信奉馬列主義者所為,他指出:「五四遊行時絕大多數的學生是傾向民主自由思想方面的,極少數思想行動最激烈的學生也多只是無政府主義者或工團主義者,更溫和而較多的則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而不是馬列主義者。那時中國還沒有馬克思主義者的存在。」(4)

  周教授指出,當一九一九年五月學生遊行示威正掀起高潮期,李大釗還在《新青年》月刊說,「馬克思主義有缺點,應該修正,人們不可全部永遠接受它。」(5)李大釗這番話,過去一直人為地被掩藏。周教授稱之為「金屋藏嬌法」,即把五四原始資料封鎖關閉起來。

  周教授指出,說五四是由十月革命引起的,是有意把五四裝飾成紅色娘子軍。周教授認為任何試圖裝飾五四的行為,都是不對的,應該以「說真話」的態度來寫五四運動,所以他力促公開五四全部資料,讓有心者去研究,並作出公正的評價。對於歷史的東西,周教授認為要抱着存疑的態度,才不為所惑。

  今年是八九民運二十周年。前中國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為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所寫的序言題目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寓意目下「六四」還是由中國官方寫的歷史,人民寫的「六四」真相的歷史還未出現。坊間寫的「六四」歷史不少,也是屬於野史居多,正所謂沙塵滾滾,泥沙俱下,有多少構成真正史實,也難以定論。相對五四運動的九十年,「六四」只有二十年歷史,五四運動尚難釐清真正的歷史問題,更遑論只有二十年歷史的「六四」。

  相反地,以社會運動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則往往比人民寫的歷史容易寫得多。所以五四運動後湧現出大批新文學作品,文化大革命後也產生了大批的傷痕文學。以「六四」為題材的「六四文學」(暫名)也剛剛起步。月前在日本獲悉一部以「六四」為題材的小說獲得日本的文學大獎——第一百三十九屆芥川文學獎,作者是旅日中國作家楊逸,書名為《印證時代的清晨》。以日本著名文學家芥川龍之介冠名的芥川文學獎初設於一九三五年,目的是為了培養發掘純文學新作家,由日本文學振興會審查,每年舉行兩次評選活動。在長達七十多年的芥川文學獎歷史中,非日語母語的外國人獲此殊榮尚屬首次。

  文學從根本來說,是人學,是屬於社會大眾的,也是超越國界的,它比起歷史也許更生動、更有說服力。因為它不光是一摞摞死的資料,它是民族思想的生動紀錄。我想說的是,「好在『文學』是人民寫的」。

注:

(1)杜導正:《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序言》

(2)胡適:《實驗主義》,《新青年》,一九一九年

(3)(4)艾火:《五四——龍開始脫殼》,《焦點文化》,明窗出版社一九九○年四月

(5)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新青年》,一九一九年


好在「文學」是人民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