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準和平衡地拿捏與內地關係(劉銳紹)

上月有兩則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新聞,值得注意並研究如何處理好兩地關係。一是林鄭月娥獲委任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成員,是香港回歸以來首次有特首成為國家領導小組的成員。二是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邀請民族黨陳浩天演講,引來軒然大波。各有取向的人士,或贊成其中一項,而反對另外一項,甚少從平衡的角度取態。其實,這正是香港回歸以來還未能解決的矛盾,官民雙方均宜深入思考。

特首做大灣區小組成員是必要的
先談林鄭月娥的最新任命。從實務的角度出發,這類任命是有必要的,一來因為廣東的經濟和發展速度已大幅提升,並開始形成地區性的主導力量;所以,香港有必要掌握形勢和信息,在大灣區內擔當好自己的角色。
二來因為官場心態已變,一些廣東官員還說,如果香港能配合他們的計劃,就「受埋你玩」,否則廣東另起爐灶,我行我素。他們認為今天的形勢已倒轉過來,不再是廣東依靠香港,而是香港依靠內地。所以,香港如不能顯示自己的實力,只會更快被邊緣化。
上述兩個原因就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香港參與大灣區規劃的時候,應該怎樣跟內地打交道?其中又以利益、文化和處事方式三大問題值得注意。數年前曾經出現「誰是龍頭」的議論,就是源自這三大問題。結果,廣東奉行實力主義,到了近年,已經形成官場的偏差。
以港珠澳大橋人工島的「散石事件」為例,港方向內地有關方面要求查看圖紙,以釋公眾疑慮,但不得要領,還得到「沒有圖紙」的答案。細問之下,原來內地一些人士認為:香港有多少人參與過這類國家級以至世界級的工程?而且,他們認為「香港人根本不懂行,那些疑慮都是多餘的。」其實,內地不懂得也不接受問責文化,更不喜歡讓公眾監督,加上他們確有實力和經驗,於是產生抗拒情緒,徒添外界炒作的空間。
此外,兩地交往和合作也慢慢出現一些潛規則,例如內地資金通過香港流走,也引起中央有關部門的關注,並設立專門負責港澳地區的巡視員和監察員。還有一些按市場規則但出現扭曲的現象,例如抬高地價然後轉移盈利,令港府控制樓價的努力事倍功半。
所以,現在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由副總理韓正領軍,港澳特首均是成員,從正面的角度看,理應可以提高協作,避免磨擦。尤其是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內地從現實環境中感受到香港有些長處真的不可替代,慢慢又矯正了輕視香港的心態。未來的關鍵是,港府是否懂得駕馭大灣區規劃的落實過程了。

「FCC事件」讓陳浩天無故增值
再談FCC的事情。此事首先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炮,這明顯是中央意圖,否則駐港機構不會輕易出手。相信中央是認為底線遭到踐踏,必須亮出紅燈;否則其他機構照辦煮碗,日後更難處理。港府官員和建制隨即表態,有些更由亮燈變為亮劍。不過,官方的表達雖然克制(例如林鄭月娥用的是「不恰當」的字眼),但有些建制陣營口誅筆伐時卻不斷升級,甚至亂用不實材料,還提出不切實際和破壞合約精神的建議,例如提早結束FCC的租約等。最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讓陳浩天成為國際焦點,無故增值。
據悉,有人曾向當局提出研究分析,說明FCC的會員不單是外國駐港記者,還有外國駐港使節。他們對其本國政府具有前線人員的影響力,如果不分力度和不分層次地打擊FCC,只會令這類使節會員向其本國匯報時更突出不利於香港的內容(例如「兩制已大幅消失」);當此中美貿易戰之際,也對北京不利,所以要適可而止。
可是,在執行過程中,不容易把「保護新聞自由」和「宣傳港獨」清楚劃分。FCC表示,它並非支持「港獨」,它也邀請過林鄭月娥到該會演講,以後也可以邀請其他建制派甚至中方官員,這是真正實踐言論自由,所以不會取消對陳浩天的邀請。不過,建制派則認為這不是真正的客觀,甚至這可能是「掩眼法」;言論自由是虛,為反對派提供機會和場地是實。歸根究底,這是兩種不同的利害價值、文化和意識的碰撞,再加上當中滲入了個人和群體利益,圈中人預料,這類碰撞還會持續下去,久不久又來一次。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正當FCC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民主化研究權威戴雅門(Larry Diamond)正在港出席論壇。他明確指出,「港獨」是「自殺式的做法」,但他同時認為要推動香港民主進程。他出席的活動,沒有受到建制派的衝擊,他也沒有被禁止入境(同期則有親泛民陣營的日本學者被拒入境)。肯定這個現象的意見認為,這是合理的做法;但否定這個現象的意見則認為,這豈不是間接認同了官方對入境者言行進行篩選的權利嗎?
在在說明,必須全面、精準和平衡地拿捏尺度,才能處理好香港與內地關係。這將是漫漫長路,官民雙方都要努力探索。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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