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平不平凡──我所認識的香港黃子平(陳國球)

黃子平,名字早已在香港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本重要文藝刊物《八方》上見過。對其人其說有比較具體的認識,還是從閱讀陳平原送我的一冊小書《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開始。這本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小冊子,也是我個人與國內現當代文學學人接觸的標記之一。另一個有「個人史」意義的標記是九十年代初北京和香港兩地合編的《文學史》集刊,由北京大學出版社以書號方式出版了三輯。集刊的國內編委是陳平原、錢理群和葛兆光;香港是我和陳清僑、王宏志。這個團隊中沒有黃子平,後來我猜想,是否因為黃子平已經去國?
黃子平的名字,一直在我們朋輩中口耳相傳,連及的是一片稱賞讚頌之聲,可是我卻未曾謀面,即使他從美國來到香港任教與我頗有關聯。也因為此事,我曾被黑函攻擊。我不知黑函是否學術圈的重要文化現象,但當年的我是初嘗滋味了。

望補香港當代文學教育研究空白
話說當時我還是三十多歲的無知小子,因緣際會(但絕無裙帶關係)當了香港浸會學院(即今日的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系主任。這是香港一所頗有傳統的高等院校;曾在該校中文系任教的學者包括民國宋詩派傳人曾克耑、海派名作家徐訏,以及因為在此開課撰寫《中國新文學史》而與夏志清筆戰的司馬長風,現今還活躍於台灣文學文化界的散文家張曉風等。大概因為世故未深加上理想主義的衝動,當時我很希望在文學教育上作出一些變革。一方面我參與設計人文學科的新課程(B.A. in Humanities),負責策劃其中的「中西文學研究」組;另方面我期望中文系課程可以有更大幅度的更新與發展。要實踐這些理念,當然有必要增補優秀的學術人才,而校方的支援更不可少。在發展策略及人力資源得到認同與支持之後,我作出兩個比較大膽的聘任:一是招聘曾留學美國,新近自香港中文大學取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的朱耀偉;另一是延攬當時身在美國的黃子平。其時比較文學在香港學術圈還是「新生事物」,早期寄居於英文系,卻受舊派英國文學學者排斥;於中文系的老師宿儒眼中,更是謬妄的學術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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