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金庸(余秋雨)

那天中午,在香港,企業家余志明先生請我和妻子在一家飯店吃飯。
慢慢地吃完了,余志明先生向服務生舉手,示意結帳。一個胖胖的服務生滿面笑容地過來說:「你們這一桌的帳,已經有人結過了。」
「誰結的?」余志明先生十分意外。
服務生指向大廳西角落的一個桌子,余志明先生就朝那個桌子走過去,想看看是哪位朋友要代他請客。但走了一半就慌張地回來了,對我說:「不好,給我們付帳的,是金庸先生!」
余志明先生當然認得出金庸先生,但未曾交往,於是立即肯定金庸先生付帳是衝我來的。那麼要感謝,也只有我去。
到了金庸先生桌邊,原來他是與台灣的出版人在用餐。這桌子離我們的桌子不近,他不知怎麼遠遠地發現了我。看到我們過去,他站起身來,說:「我認識秋雨那麼多年一直沒機會請吃飯,今天是順便,小意思。」

怒談盜版的強盜邏輯
確實認識很多年了。
最早知道金庸先生關注我,是在二十六年前。有一位朋友告訴我,金庸先生在一次演講時說:「余秋雨先生的家與我的家,只隔了一條江,面對面。」
這件事他好像搞錯了。他的家在海寧,我的家在余姚,並不近,隔的不是一條江,而是一個杭州灣。他可能是把余姚誤聽成了余杭。
初次見面時,我告訴他一件有趣的事。當時我的書被嚴重盜版,據有關部門統計,盜版本是正版本的十八倍。我隨即發表了一個措辭溫和的「反盜版聲明」。沒想到北京有一份大報登出文章諷刺我,說:「金庸先生的書也被大量盜版,但那麼多年他卻一聲不響,一言不發,這才是大家風範、大將風度。余秋雨先生應該向這位文學前輩好好學習。」
金庸先生聽我一說,立即板起了臉,氣得結結巴巴地說:「強盜邏輯!這實在是強盜……邏輯!」
他如此憤怒,讓我有點後悔不該這麼告訴他。但在憤怒中他立即把我當作了「患難兄弟」,坐下來與我歷數他遭受盜版的種種事端。他說,除了盜版還有偽版,一個字也不是他寫的,卻署着「金庸新著」而大賣。找人前去查問,那人卻說,他最近起了一個筆名,叫「金庸新」。
我遭遇的盜版怪事更多,給他講了十幾起。他開始聽的時候還面有怒色,頻頻搖頭,但聽到後來卻忍不住笑了起來。他說:「這些盜賊實在是狡黠極了,也靈巧極了,為什麼不用這個腦子做點好事?」
我說,每次碰到這樣的事我都不生氣,相信他筆下的武俠英豪遲早會到出版界來除暴安良。
他說:「最荒唐的不是盜版,而是你剛才說的報刊。我辦《明報》多年,對這事有敏感。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傳媒敢於公開支持盜版,因為這就像公開支持販毒、印偽鈔,怎麼了得!」
在這之後,我與他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多。北京舉辦一些跨地域的重大文化儀式,總會邀請他與我同台。甚至,全國首屆網路文學評獎,聘請他和我擔任評委會正副主任。頒獎儀式他不能趕到北京參加,就託我在致辭時代他說幾句。平日,我又與他一起聽李祥霆先生彈奏的古琴,喝何作如先生沖泡的普洱茶。彼此靜靜地對坐着,像是坐在唐代王維的別墅裏。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