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和國到合眾國(孔捷生)

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一如電視劇巨製《走向共和》所示,步履殊為艱難,故此至今仍在走向,而未到達。
我近不惑之年始來美,接受角色轉換殊為不易。不同於九歲的兒子,他像幼苗舒展,自由生長。我卻像一片飄零之絮,委落泥塵後艱難重生,我將摸索認知異國文化視為精神逆成長。
成長就像打開一重重人生之門,步入另一境界。我兒子在新澤西讀中學,十五歲時給克林頓總統寫了一封信,質疑公校教育若干問題。殊不想收到白宮信函,竟是總統回信並附送一張簽名照片。克林頓首先感謝我兒子來信,說﹕「儘管我公務纏身,但你提出的問題值得重視,你代表着美國未來,我們將一起面對和解決這些關乎下一代的問題」等等。這些話很籠統,但措辭平等親切。兒子很高興,帶回學校給同學傳閱。作為來自第一代移民的父母,我們也覺意外,並為兒子的欣悅而欣悅。
然而,成人認知畢竟異於成長期的孩子。我們很快了解到,投書白宮,除卻無厘頭內容,都會得到回覆。白宮有專門公關班子,以總統名義給民眾覆信是其職責之一,連信末和照片上的總統簽名,也是逼真影印。但做父母的並未跟兒子揭破,讓他自己從生活領悟,才是成長扎實的腳印。何況,日後他對美國社會之融合,要比上一代深入得多。

克林頓遛狗時仍不忘親民
我的成長期曾有一段「紅色記憶」。傳說周恩來總理愛民如子,只要見一面握過手,哪怕多年之後重遇,也能記住人家的名字。這個傳說在知識分子中流傳最廣。後始知美國也有神人,克林頓總統亦具「人面識別」超人本領。二度見面被他親切喚出名字的人,無不感動──如果這詞太煽情,起碼是觸動吧。只不過,美國並無鑄鍛某種顏色之領袖神話的習慣。我其後得知,克林頓在白宮與來訪者見面,出場之前,幕僚會指點視像或圖片,告訴總統該人名字與背景。並非所有總統都練這門功課,克林頓卻做到了。
希拉莉則是另一極端,她堆出明燦笑容也抹不去骨子裏的冷感。倘非如此,特朗普能否入主白宮尚未可知。筆者對她夫婿的白宮歲月不予評判,但哪怕不喜歡克林頓的政界商界人士,多認同他確有個人魅力,只要現身公共場合,儼然聚光燈追身,他自己就是光源。我有親身經歷可佐證。
一九九九年聖誕節,我陪來探親的父母到華盛頓觀光。別的城市每逢節日都熙熙攘攘,惟此城例外,只緣首都上班族逾六成都不在市區居住。我和兩老閒逛,只聞聖誕音樂在空曠街道飄蕩,溫馨而寂寞。我們行至一向遊客如織的白宮,居然也清冷得可以。白宮南草坪只有一條人影在遛狗,我沒去留意,只覺得正是照相時機,免得摩肩接踵。留影畢,此際草坪遛狗者扔出的網球滾到柵欄邊,那人過來了,他主動向我們揮手致意,這才認出來正是克林頓。那時距「九一一」還有兩年,完全看不到特勤保鏢蹤影。白宮柵欄外就是街道,克林頓離我們僅六七步,他生就一副陽光娃娃臉,笑起來顯得很真誠的樣子,這正是他自帶流量的天賦。
我後來推斷,他逗狗的網球是有意擲到柵欄邊的,休閒時刻不忘親民秀,能把這視為己任並享受其中,我想首推克林頓。他太太希拉莉和競選對手特朗普,這部分基因都先天殘缺。小布殊雖遠不如克林頓,勝在性格憨直;奧巴馬也很注意親民,但表演着了痕跡。無論哪屆總統,權力認受性都來自選票。他們親民是必須的,只有做得好與差之區別。然而,另一體制的權力者則不同,他們是人民領袖,是用來愛戴的。固然有周恩來這樣的異數,算上很努力、很刻意的溫家寶,也太少了。

李鵬對民眾最冷漠
再說一件親歷之事──一九八七年我到首都機場搭乘民航飛機,那時未有居民身份證,個人證件都是工作證。當然有的人或有不止一種證件,比如我還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證、省政協委員證。購買機票時個人證件不管用,必須有單位證明。幾十年一貫制的社會格局及其價值標準,個人什麼都不是,能證明你是誰的只能是單位。單位儼然全能社會的微縮。
我家在北京,工作單位卻在廣州,每次從京南返,都要找中國作家協會蓋章出具證明。與之匹配,購買機票就用中國作協會員證,但那次在首都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一時找不到,只好拿出省政協委員證。那本大紅封皮上印着金色國徽的證件,與中國作協的蓋章證明對不上號。然而在官本位社會,那不算個事。政協委員不是官,卻是政治地位的象徵。登機之後,才發現官本位的「福利」不止於此。明明是普通經濟艙機票,我卻被安排坐頭等艙。那是我頭一回享受這等待遇,便事事新鮮,卻發現前三排一直空着。及至起飛前一刻,始見一幫人登機,被簇擁入座的原來是國務院副總理李鵬。
八十年代副總理出行並無專機,與民同行本是好事,可零距離了解民情,更是做親民秀良機。那時我對西方政治家素質無甚認知。但就官本位社會而論,就我所見,李鵬也算是對民眾最冷漠的一個。他坐第一排靠窗位置,身邊與後排都是隨員與便衣警衛。連笑容可掬的空姐送飲料,都是隨員代接轉遞,李鵬頭也不抬,連道謝都有人代勞。京廣航線就兩個小時多一點,全程不見李鵬離座與其他旅客和空服人員交談。
倒有一花絮,我在候機廳偶識一位香港旅客,他是北京首家中港合資酒家(在前門東大街)的點心師。因粵語同聲同氣,大家聊得來,但登機後就隔開了,半途他要到頭等艙來索要聯繫電話,卻被便衣警衛攔住,不得越界。我這才明白,坐頭等艙並非政協委員證帶來的「福利」,而是登記時「政審」的刻意安排─政協委員身份給李副總理帶來更多安全感。
飛抵廣州白雲機場,全機旅客都端坐不動,讓國家領導一行人先下機。革命經典黑白殘片《列寧在一九一八》有句台詞「讓列寧同志先走」;一九九四年新疆克拉瑪依大火,孩子們化為灰燼之前聽到的最後一句是「讓領導同志先走」。這守則來自體制深層結構。當李鵬經過我身邊,我注意到他臉上的表情符號,那是嚴肅、矜持的混合。不由不信,如果某人天生就沒有親切感,那麼後天也學不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從價值體系就是先天性的。
及至一九八九年,我在電視上看到他更多表情包,把他固化為臉譜式人物,更把他與某個歷史事件永遠綑綁,一如訃告上措辭。從另一角度看,亦遂其所願,他的回憶錄確實將此視為畢生榮耀。
我到了異國,一切都從頭去學。兒子輕而易舉完成的文化轉換,我卻要花幾倍時間,堪稱精神上的逆成長。終於邁過那道門檻,便洞悉西方政治家都「裝」,裝着裝着,就成了價值標準,這可是真的了。驀然回首,發覺當日邂逅之李副總理,確有可圈可點之處,就是不裝,完美做到了他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人。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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