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幕僚到政治局委員 王滬寧和新權威主義 (魏承思)

  中共「十八大」上,王滬寧晉升政治局委員,從幕僚走到了前台,成為黨國領導人。在我去國遠遊之前,我倆曾經算是摯友。

  上世紀八十年代,王滬寧是上海,可能也算全國最年輕的副教授。因此,在認識他之前就久聞其名。一九八五年五月,在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期間,嚴家琪介紹我們認識。那次是王滬寧到代表下榻的錦江飯店來看望家琪。此時,嚴家琪在社科院擔任政治學所所長,已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政治學家。王滬寧在復旦大學研究政治學,對其執弟子之禮甚恭。他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少年老成。三十歲剛出頭的年紀已早生華髮,雄厚低沉的男中音,臉上常帶幾分笑意,但大多數場合總是緘默不語。他很少喜形於色,也從不唉聲歎氣。透過鏡片,你看到的永遠是一種從容、平靜、莫測高深的眼神。

一晚撰文數千字 論述具見解 

  我們一見如故,聊得十分投契。因為那時候的王滬寧和我一樣既是政治上的改革派,也是穩健派。此後,他也就成為宣傳部的座上賓,常被邀請參加我們舉辦的「思想沙龍」和中青年理論工作者雙周座談會。後者每次都有市委領導人參加。王滬寧也正是在會上開始被江澤民、曾慶紅等人賞識。

  在當時上海的青年學者中,王滬寧也確實是才氣過人,且勤奮好學,幾乎手不釋卷。那時候,我經常借調他到市裏起草文件或市委機關報的重要社論。記得一九八六年十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後,市委宣傳部由我負責組織幾個筆桿子撰寫輔導材料,王滬寧也在其中。我們三天集中住在上海工業大學專家樓內。他和我住同一個房間,白天要回學校上課,晚上才來住地。且只帶了一套《列寧選集》,沒有其他參考資料。頭一個晚上只是和我東拉西扯地聊天,不見他動手。我有點狐疑:他能夠按時交卷嗎?到了最後一個晚上,他催我早點睡覺,說是準備開個夜車寫作。次日早晨醒來,王滬寧已經早早地回學校去了,桌上留下了一篇洋洋數千言的文稿《高度民主與精神文明建設》。可以說,這是所有文章中最有見解和文采的一篇。

「中國模式」就是王滬寧的模式

  一九八六年七月間,我和同事在北京修改市委給中央的一個報告,王滬寧也在那裏參加全國青聯全會。有一天晚上,我隨宣傳部長潘維明去貴都大酒店看望上海代表。晚飯後,大家在房間裏聊天。有人說,當時改革遇到阻力,中央出台的政策到地方或基層往往推不動。我國看上去是中央集權制國家,實際上政出多門,權力並不集中。此時,王滬寧便侃侃而談,說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經驗,就是保證政治領導的高度集中,高度有效地分配社會資源。這種政治體制對效能的側重超過了對民主的側重。他稱之為「集中現代化模式」。然後,他從歷史│社 會│文化的角度分析,「集中現代化模式」適用於像中國這樣的經濟不發達國家。我當時聽了很有興趣,實在是聞所未聞的新理論。

  回到上海,我就催促王滬寧將他的觀點整理成文。八月六日,這篇題為《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的文章刊登在我負責的《思想研究內參》第五十六期上,直送中央書記處,同時也分發給了參加「思想沙龍」的上海青年學者們。其中一位學者蕭功秦將文章的核心觀點鋪陳成長文,標以「新權威主義」。後來,我問過滬寧為何不直接用「新權威主義」這個詞彙,他笑了笑說:「共產黨只能公開接受一個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是他的過人之處:頭腦冷靜、智慧超人。

  最初,這期刊登王滬寧文章的簡報並沒有引起層峰的關注。直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趙紫陽取代胡耀邦擔任總書記後,市委辦公廳通知我:這期簡報被中辦轉發了。這意味着王滬寧的觀點開始受到了中南海的重視。一九九五年,王滬寧調入中央政研室,開始擔任江澤民、胡錦濤兩任領導人的智囊。「八九」之後,中共的治國路線不就是王氏理論的實踐嗎?今天所謂「中國模式」說到底就是王滬寧的「集中現代化模式」。

兩股道上跑的車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我和王滬寧一起合作,由我執筆給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寫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評論。當時國內的政治氣氛正可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容。在那篇題為「推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民主建設」的文章中,我們提出:既不是民主緩進論者,也不是急進論者,主張中國的民主化要從推進黨內民主起步。今天我仍寄望已成黨國大老的王滬寧不改初衷,繼續我們年輕時的理想。

  當年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王滬寧沒有像我那樣捲進去。不過,我們還是保持着友誼。同年六月底,我受邀去復旦大學給學生講禪學。結束後,王滬寧等在教室門口,邀我去他的辦公室坐坐。風聞市委想讓他出任宣傳部副部長主管理論,我就問他意向如何。他說,不會離開復旦大學,一生的願望,就是寫幾本好書,教出幾個好學生。還告訴我,其實他真正的興趣是在政治哲學。後來老書記夏征農邀我主編「西方思潮論叢」,王滬寧也應我之邀出任編委,還推薦了他前妻周琪的一篇文章給叢刊發表。

  一九九一年七月,我決意出國留學。行前,滬寧來家中送別。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一九九四年夏,我首度回國,知道他已進京做官,聽說他正在上海主持博士生答辯,就往他家中打了個電話。王滬寧接了電話,我還沒說要約他見面,他就推說自己很忙,然後匆匆掛斷電話。我明白,我們已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了,往日的友誼也從此不再了。

  (作者是香港資深傳媒人。)


王滬寧「十八大」後晉升政治局委員。(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