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沒有加上「引號」的右派說起 (章立凡)

  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有媒體朋友希望我寫一點作為「右派」後人的感想。「反右」是共和國歷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我的父親章乃器只是當事人之一。如果僅為一人一家之事,就沒必要多費筆墨。

  十八年來,我沒有參加過任何簽名活動,今年雖有禁口令,但我卻破例了。我願意和其他人一起,站出來為這段歷史討個公道,是因為理由正當。到目前為止簽名兩次,接受電視採訪一次,報刊採訪兩次。但簽名時略有一點遺憾,因為簽名的文件上,對「反右」和「右派」這兩個名詞,沒有打上引號。

  按我的行文習慣,凡遇這兩個詞以及「文革」,必加引號。所謂「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大革文化命」,是反人類反文明的罪惡,從來就不是什麼革命。「反右」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同時也是共和國歷史上重大的違憲事件。這兩宗歷史罪案的主使人,至今沒有受到徹底的清算。

默認了「右派」這個名詞

  綜觀當時所謂「右派言論」,無非是依據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自由權利,對體制內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作風提出批評,提出了一些政治體制改革的建議,並不比當前大陸媒體上的言論過激,這在任何一個開放的公民社會都無可厚非。按照國際通行的政治學概念考量,這些人其實是左派,只是由於毛澤東指鹿為馬的語言暴力,才被扣上「右派」帽子。鄧小平本人是「反右」的主要執行者,其後來所謂當時有些人「殺氣騰騰」的說法,實來自官方媒體關於葛佩琦要「殺共產黨」的歪曲報道(經覆查業已否定);關於鄧提出的「反右」正確、錯在「擴大化」一說,也歷來有文過飾非之譏。

  這些語言暴力的後遺症沿襲至今,以致當年的受害者及其後人,也默認了「右派」這個名詞。而在某些官僚心目中:「右派」摘了帽子是「摘帽右派」,「右派」被「改正」了是「改正右派」,甚至「右派」的後代也是「右派」——「文革」中的「血統論」陰魂不散。

  給公民扣政治「帽子」作為身份標誌,本身就是違憲的。對「右派」這頂「帽子」,父親的態度是從來不認。記得當年他曾指著自己的腦袋問我:「什麼『帽子』!你看我頭上有『帽子』嗎?」據張勁夫回憶, 一九七五年陳雲代表中共中央向父親宣布「摘帽」決定,「章先生聽了之後沒有講感謝的話,只講我過去講的意見沒有錯。」父親事後曾對我母親說:「『戴帽子』是錯誤的,『摘帽』也是錯誤的。我是個頂天立地的人,從來就不承認那頂『帽子』。」

「改正」還要留「尾巴」?

  「文革」結束後,隨著對「右派」的「改正」工作提上日程,我曾寫信給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對父親的「右派」冤案提出申訴。當時中國民主建國會(民建)、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工商聯)的主要領導人胡厥文、胡子昂都主張給父親改正,但也出現了反對的聲音——來自當年的某些整人者。一九八○年,經胡耀邦、鄧小平、陳雲等執政黨領導人決定,將他從原定「不予改正」的名單中挪出,放到「改正」名單中的第一名。

  據說民主黨派中的某些「左」派人物,對父親的「改正」表示不滿:連章乃器都改正了,我們這麽多年不是白幹了嗎?後來也一直隱隱約約存在某種說法:章乃器確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改正帶有照顧性質,主要是考慮到他歷史上對革命有貢獻云云。一九九五年出版《中國民主建國會五十年》一書時,當時民建的一位主要領導人,曾特別指示將一九五六年民建一屆二中全會對父親「兩面性」觀點的批判寫入此書,並引用毛澤東對這次會議的肯定評價,以證明批判的正確性。而對「反右」中的錯誤批判,則隻字未提。在敍述民主建國會的歷史時,也有意無意地淡化章乃器的歷史地位。

  一九九七年籌備「紀念章乃器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述說法重新浮上水面。在起草中共中央統戰部王兆國部長的講話時,原稿在對父親當時言論的基本出發點予以肯定的前提下,有兩處談到「有些觀點雖有錯誤」、「或有某些錯誤」。所謂「錯誤觀點」,我推想是指「反右」中遭到批判的「紅色資產階級政黨」、「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等言論。

  根據王部長指示,將發言草稿徵求兩會(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及家屬意見。我隨即致函王部長:講話稿未指出父親具體的錯誤所在,這就有可能會產生各種不同的猜想和解釋。「為避免引起誤解和疑慮,對歷史上一些涉及民族資產階級、難於表述清楚的爭議點,可在將來某個學術會議上由歷史學家們去從容探討。在紀念座談會這樣的政治活動場合,如果不能具體說明並評價這些爭議點,不如簡要概述父親曾被錯劃為右派,已獲平反改正的事實。」並表示:當時引起爭議的主要觀點,「是在一定歷史背景下提出的,家屬持保留意見,並希望同研究這個問題的同志有所溝通。」

  在附件中,我除簡述父親當時的觀點外,又加了一段按語:

  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評價問題今天依然存在,但隨著新形勢的出現,其內容又有新的改變。例如:

  一、國家領導人中一些原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如榮毅仁、王光英先生,他們熱愛黨,擁護社會主義,在國內外都被稱為「紅色資本家」,他們自己也不否認這些說法。

  二、在鄧小平同志「一國兩制」構想下與我方合作的香港大資產階級,例如李嘉誠、霍英東、董建華等,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或團體,是中國共產黨團結的物件,不是白色資產階級。如何評價他們的政治色彩和兩面性,就是一個新的問題。

  三、近十多年來國內出現的大量私營企業家,有不少人的企業規模已超過解放前的大資本家。且不論他們是否應劃為資產階級,這些人採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獲利,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他們擁護黨的領導和改革開放政策,政府也鼓勵他們為實現四個現代化作出貢獻。他們的政治色彩如何標注,其兩面性如何估價,也是一個新的問題。

  顯然,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會有不同內容、不同程度的兩面性,以及不同的政治評色標準。應該說任何事物都有積極面和消極面,而這種兩面性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轉換而消長變化,並不斷被賦予新的內容。這些問題可以用發展的眼光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繼續探討,簡單的肯定或否定都無法經受住歷史的檢驗。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民建、工商聯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章乃器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王兆國部長在發言中說:「章乃器先生是一位英勇的愛國民主戰士」,對他「一生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民主精神和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的光榮歷史,對其為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中所做出的貢獻,表示深切的懷念和敬佩。」發言中對「反右」作了如下表述:

  他曾就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關係等一些理論問題進行獨立的思考和探討。其中相當一些是正確或基本正確的。有些觀點雖然引發了爭議,但屬於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和是非問題。一九五七年由於「反右」運動擴大化,章乃器先生被錯劃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顯然,這在當時是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表述。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和是非問題,是可以從歷史角度繼續探討的。父親誕辰一百周年前夕,我曾撰寫《風雨沉舟記——章乃器在一九五七》一文,在大陸和香港雜誌上發表;並編成《章乃器文集》兩卷,其中收入了他在一九五七年的言論,也獲准在大陸出版,並在紀念座談會上分發。

「改正右派」被視為另類?

  今年是父親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去年我將歷年所發表的有關文章,結集為《性格即命運》一書,擬在今年出版作為紀念,經出版總署送中央某部宣傳辦審讀,結論是:「書稿在政治把握、史料運用、觀點評價等多方面,都存在問題」,「特別是明年恰逢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該書不宜出版」。出版總署只是個執行機構,此書胎死腹中且投訴無門,命運比「禁書」還不如。

  結集出書紀念先人,本是一件私人化的事情。《性格即命運》一書中收入的文章,也都是歷年公開發表過的內容,何以結集出版就「不宜」了呢?何以在一九九七年尚可發表、出版的歷史選題,到二○○七年就連「人民內部的思想認識和是非問題」都不容探討了呢?只能有一種解釋——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出版自由權利,在當前政治環境下發生了變化。

  父親生於一八九七年,故於一九七七年,中國近現代史逢「七」多事,他在一九五七年誤中「陽謀」成了「右派」。生不逢時,死獲「改正」,差堪告慰,既然「改正」,說明當局承認有錯誤。錯而能改本是好事,可又不許說五十年前的錯事,這就有點奇怪了。對真實歷史的病態恐懼和護短心態,反映出現實中的極度不自信。

  「特別是明年恰逢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該書不宜出版」?紀念一位二十七年前「改正」了的「右派」,與「恰逢反右派鬥爭五十周年」有何關係?「改正右派」是否仍被視為另類,我不得而知。從字面上看,這至少是一種「泛政治化」的奇怪邏輯,等於是說:「誰叫你父親生年帶『七』?」 與那句「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的名言如出一轍。

補發工資只是最低要求

  我過去沒有參加過去要求補發「右派」工資的簽名,但並非不支持——公民的合法權利不容剝奪。五十五萬五千多「右派」加上被劃「中右」者,以及被株連的家屬,據估計不下三百萬人,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數。自古「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人身上、精神上的侵害乃至生命的代價,遠不是金錢可以補償的,補發工資只是最低要求。

  一個國家是否有資格當「大國」,也要看它能否善待自己的人民。既然「文革」結束後「走資派」的工資可以補發,「右派」要求平等的國民待遇是否過份?既然「農民工」的工資不許拖欠,「右派」的地位是否比「農民工」還弱勢?既然非洲國家百億的債務可以免除,拒絕補發「右派」工資是否意味著「寧贈友邦,不予家奴」?既然「公僕」每年可吃喝揮霍九千億的公款,難道付不出一點零頭換取社會穩定?

  歷史真像個討債鬼,凡有欠債,必定記賬計息,一年一小討,五年一中討,十年一大討。如果欠債不止一筆,還清之前永無寧日,「和諧社會」徒託空言。如今每年自「兩會」前開始,三月至六月是討債的高峰期,屆時有關部門神經高度緊張,周而復始地應付「債主」。年年難過年年過,死要面子活受罪,歷史債務越背越重,這樣的日子好過嗎?

  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當今的中國執政黨領導人,既然繼承了毛澤東、鄧小平的政治遺產,也須「父債子還」,承擔他們遺留的歷史債務。如今什麼都講究與「國際接軌」,唯獨一遇敏感問題就強調「中國特色」。按照國際公認的普世價值觀,清償歷史債務不僅是負責任的政府和政黨的本份,也是其合法性的標準之一。

  我過去說過:歷史既然是科學,從來就不是「宜粗不宜細」的,對毛搞「凡是」行不通,對鄧搞「凡是」也同樣行不通。因循黨派史觀對待歷史,則難於接受歷史教訓。執政黨改革中面臨的意識形態僵化、腐敗低效和官官相護等現象,就與一九五七年群眾所批評的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一脈相承。

  在民主成為世界文明主流的今日,中國公民的權利意識已經覺醒。需要再度提示的是:歷史債務是合法「釘子戶」,暴力拆遷的時代該結束了。對受害者公開道歉並給予合理的賠償,才是徹底的解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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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章乃器(圖)誕辰一百一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