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之花結出的思想之果(潘耀明)

  大抵十四年前的金秋,我因赴法蘭克福參加每年一度的國際書展,回程途經法國巴黎,遇到一位曾是中共中央智囊團級的流亡者,他滿腹牢騷向我訴苦,他甫抵法國的時候,迎接他的是無數的鮮花和滿堂的掌聲,還有權貴們的殷殷款待。但幾個月下來,他的門庭車馬明顯稀疏了,甚至被冷落了,靠一點補助金過活。他為他的巨大付出和犧牲得不到應有的酬報而憤懣不平。

  與此同時,我在巴黎聽到一位學運領袖的真實故事。這位學運領袖流亡巴黎後面對冷酷的現實,沒有自怨自艾,一逕撂下虛名酬酢,刻苦學習法語,在巴黎的公園覓到一份收入微薄的看更工作,利用工餘時間進修。

  漫漫十五個寒暑春秋,可以磨煉、造就一個人的意志,也可以消蝕、淹沒一個人的銳氣。上述所說的學運領袖原是一個叱咤風雲的青年偶像,他甘願放下架子和知識分子的虛幻,接受另一種現實的考驗,打一份在中國知識分子眼中「下賤」不堪的工作,以平常心學習別國的語言文化,努力擴大自己的視野,最終還拿到博士學位。這是一條悲欣交集的堅實人生路,這位學運領袖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名滿京華的封從德。他是第一個在「八九」學運發生後對這場運動作出深刻反思的人﹕「這場運動,必須由像我這樣一批對社會缺乏認識,又沒有受過法律、政治等方面系統訓練的學生來領導,這個事實本身,實在是歷史的悲哀。」(《明報月刊》,一九九一年六月號)

  歷史上每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都是在情緒亢奮下進行的,期間每每激發起仇恨之火,運動發展到後期,便陷入狂熱妄動。羅曼.羅蘭筆下的

  《約翰.克利斯朵夫》有一段文字描寫示威群眾的盲目冒進,很是深刻﹕「……大家愈擠愈緊,像一群牲口,覺得全群的熱氣流到了自己身上,所有的人湊成了一個整體,而每個人都等於是全體,跟巨人勃里阿萊一樣。熱血的怒潮不時在千首怪物的胸中直冒,眼睛含着仇恨,聲音含着殺氣。躲在第三四行的人開始扔石子了。好些人在臨街的窗口張望,彷彿是看戲,他們一邊刺激群眾,一邊焦灼不耐地等軍隊開火。」

  讀了這段文字,令人不寒而慄。一邊是群眾的躁動,一邊是武裝到牙齒的軍隊的虎視眈眈,對抗一旦白熱化,便會釀成流血事件。在這個時刻,感性已全部取代理性,加上躲在暗角別有用心的人的鼓動,大悲劇便由此發生。

  十五年歲月篩下的激動情緒,已是高屋建瓴的總結和前瞻。曾進入「八九」學運中心的領袖人物周舵寫道﹕「歷史不是單行線,存在的不是惟一合理的,它僅是諸多可能性中實現了的一種可能性,而不是惟一的可能性。按照政府和反對派中的溫和派的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協商、對話、相互妥協和讓步,和平解決分歧』,這種可能性本來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不幸的是,最終卻是雙方當中堅持不妥協的強硬派、極端派佔了上風,這才導致了誰都不願看到的流血慘劇的發生。我們從中應當得出的最主要的教訓就是﹕永遠不要讓極端派成為主流。」又說﹕「中國無論如何不能再搞激進革命,我們必須走漸進民主之路——這就是我十五年來上下求索、始終堅持的基本立場。漸進民主的改良主義之路是最難走的,需要我們具備極大的道德勇氣、韌性、政治技巧和智慧,但惟有這條路代價最小、成果最確定。」(周舵﹕《摒棄仇恨,實現漸進民主》)這兩段話可說是大徹大悟,它反映出一些理性知識分子已從悲劇中學到最寶貴的經驗。

  「六四」平反是遲早的事,但最可貴的是從這場鬥爭中記取寶貴的經驗教訓﹕「不要讓極端派成為主流」,「摒棄仇恨,實現漸進民主」,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付出慘重的代價才領悟到的真理,這也正是「六四」悲劇之花結出的思想之果,很值得讀者注意。我們從中不但看到了中國康莊民主道路的曙光,而且看到中國祥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