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吸取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  我們為什麼要發表公開信? (杜 光)

  今年三月初,在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開會前夕,六十一位曾經被劃為右派分子的蒙難者發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提出三點要求:一、開放言禁,允許人們用多種方式反思、總結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二、以適當方式鄭重宣布反右運動是違反我國憲法的、錯誤的政治運動;三、對於在反右運動中遭受摧殘而至今仍處於困境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給予必要的補償。

  這封公開信反映了這些劫後餘生的老人們的維權意識和歷史責任感的覺醒。有的青年人在看到公開信後不解地發問:你們為什麼要發布一封這樣的公開信?為什麼事情過去了五十年才提出這些要求呢?

  五十年前的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大政治悲劇,是一場違反憲法、違背社會道德的政治大屠殺。從運動的醞釀、發動、圍剿、懲處、流放,到後來摘帽、改正,都是違棄了憲法和法律,用中共中央的文件來推行的,完全是以黨治國,而不是依法治國。至於所謂的「引蛇出洞」、「後發制人」,更是充滿了人治的陰謀氣息。這場運動不但把五十餘萬知識分子打入社會最底層,使他們備受二十多年的煎熬凌辱,而且扼殺了知識分子賴以安身立命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撲滅了民主自由理念的傳播條件。更為嚴重的是,破壞了全社會的道德底線,造成了謹小慎微、唯唯諾諾,相互戒備、人人自危的惡劣風氣,給我們中華民族帶來難以癒合的歷史創傷。反右運動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對這場運動的回顧和總結,探索它的前因後果,分析它的性質和影響,從中獲取有助於社會發展進步的教訓。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就需要使這個歷史事件進入執政者和廣大民眾的視域,把它嵌入他們的腦海裏,引起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來注意這個問題,重視這個問題,反思這個問題。這就是我們發布這封公開信的初衷和目的。這樣做,既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那麼,為什麼事過五十年才來發這樣的公開信呢?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

對反右運動的反思被封殺

  當我們戴著「右派分子」、「五類分子」或「摘帽右派」的稱號,在社會最底層低聲下氣,忍受著人們的蔑視和凌辱的時候,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夠像普通老百姓那樣,抬起頭來,過上正常的、與別人完全平等的生活。因此,一旦得到「改正」,便有喜獲重生的解放感。由於長期的意識形態教育,很多人甚至感激執政黨的英明寬大。但是,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的開放,大家的思想逐漸活躍起來,對於自己的遭遇和那場運動,開始有了較多的思索。

  首先,是對那個認為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只是「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的結論,產生懷疑、反感以至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進而要求對整個運動進行全面的再思考、再認識。一九八六年,劉賓雁、許良英、方勵之等發起在下一年開展紀念反右運動三十周年的活動,其用意就在於重新評價這場運動,從中吸取教訓。這個倡議反映了廣大難友的心情和期望,但結果卻遭到執政當局的封殺,劉、許、方等被開除黨籍。接踵而來的「反自由化」和「八九鎮壓」,抹殺了一切質疑執政黨的條件和機會,重新評價和反思、總結反右運動的呼聲,也就沉寂下去了。

對維權的覺悟

  但在右派難友中也有勇敢的先行者。在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時被劃為右派分子的燕遯符一九九五年八月上書北大黨委會,要求他們為反右運動的錯誤道歉並賠償損失。二○○六年二月,她又致信北大黨委,重申前言。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趨勢,它反映了這些右派難友的權利意識的覺醒,於是立即寫就《右派索賠:權利意識的覺醒》一文,送到網上,加以宣揚。

  這裏說的權利意識,指的是大家逐漸認識到,要求對反右運動重新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並且取得與所受損失相當的賠償,是我們這些受難者應有的權利。這種權利意識的產生和深化,是同整個社會的大氣候分不開的。

  近幾年來,由於全國各地在佔地、拆遷、下崗等問題上黑幕重重,因此造成了不計其數的冤假錯案。許多切身利益遭到剝奪的弱勢群眾被迫上訪上告,卻又受到攔截、毆打、拘留,甚至判刑入獄。到處出現的壓迫和反抗,使分散的、無組織的群發性事件,匯集成為有目的的、群眾性的維權運動。維權運動由於知識分子、特別是許多仗義執言的律師的介入而理性化,他們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合情、合理、合法,使運動開始由自發趨於自覺,由感性趨於理性。這個維權運動對於全國民眾都有不同程度的啓發和教育。對於五十年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來說,更感到維權之可貴。

  但是,這封公開信的主要意義還不僅在於維權。它的主旨更著重於喚起執政當局和廣大民眾對反右運動的注意和關切,希望社會不要遺忘這個歷史事件,在它過去了整整五十年的時候,能夠回顧、反思它對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性的危害,認真地吸取教訓。這個主題可以從公開信的修改過程看得出來。

公開信的修改過程

  在公開信的初稿裏,第一條建議是否定過去的錯誤結論,第二條是依法賠償損失,第三條才是撤銷對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禁令。這個文字結構的邏輯是這樣的:首先要求對反右運動負有責任的執政者認錯,賠償,就運動本身作出正確的評價,並採取必要的補償措施。在提出這個要求的基礎上,再建議取消禁令,讓全社會對反右運動開展廣泛的自由的討論,從中吸取教訓。後來經過徵求意見,反覆修改,最後把第三條提前為第一條,這是為了突出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社會意義,因為它遠遠超過對反右運動本身的撥亂反正。特別是我們這些身蒙其難的當事人,現在大都已進入耄耋之年,體弱力衰,今後恐怕再也沒有多少時間可以運用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來為這個歷史事件作證了。

  因此,我們迫切希望執政當局開放輿論,借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機會,讓全國各界和我們一起,探討反右運動的來龍去脈和歷史教訓,從中發現如何改革體制,消除隱患,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規律,以提高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這便是公開信的主旨所在,也是這個建議從第三條提前為第一條的理由。

修改賠償建議的用心

  從第三條建議的修改,也可以看出我們的用心。賠償問題不但從第二條延後成為第三條,而且內容也作了實質性的修改。原來我們提出:對於所有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受害者,都應該進行賠償,這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因為在反右運動後期的處理階段,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懲處和傷害。一九七○年代「改正」後,沒有一個人得到應有的補償。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給我們這些人在精神上、物質上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徹底否定反右運動,可以認為是一種精神上的補償;而其他方面的損失,從取消或降低工資,到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則應該得到一定的物質賠償。如果說,當年「改正」的時候,國家經濟困難,我們應當體諒。那麼,現在國民經濟高速發展,國家財政收入連年大幅增長,完全有條件可以作出應有的賠償。

  不過,我們提出這個要求的主要意義,還不在於經濟上的賠償。我們更注重的,是要從政治上考慮:作為受害者,向加害於我們的責任者追索合理的賠償,是我們應有的權利。但是,在最後發布的公開信裏,這一條卻修改為:「對於在反右運動中遭受開除公職、強制勞改、家破人亡等摧殘而至今仍處於困境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給予必要的補償,至少使他們能夠得到安享和諧晚年的合法權利。」這樣修改的結果,就大大縮小了賠償的範圍,只要求對「至今仍處於困境」的難友進行賠償。國家在實施賠償的時候,可以少支付大量賠償費;同時也表明,我們不是為了索取賠償的個人利益,才向最高當局提出這封公開信的。

下禁令是愚蠢的

  有人問我:「既然你們是向黨中央提出建議和要求,你們直接上書不就得了,為什麼要寫成公開信呢?」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固然是要向最高當局提出我們的要求,同時,也是為了要喚起廣大民眾對反右運動的注意和關切,使大家和我們一起來反思、總結這個歷史事件。長期以來,由於有關部門封鎖消息下禁令,不許反思和討論反右運動、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八九鎮壓」等這些曾經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歷史事件,迴避真相,掩蓋錯誤,以致人們不能從這些歷史事件裏吸取應有的教訓,青年人更是不甚了了。這樣,就會對造成這些悲劇的根源——封建專制主義缺乏足夠的警惕,要肅清它就更談不上了。長此下去,人們就會失憶失語,就無法防止類似的悲劇重演。我們把寫給最高當局的信公開,送到網上,就是要突破有關部門的封鎖,把這個歷史悲劇提到廣大人民群眾的面前。

  在我們沉重地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的時候,我們面對著的是有關部門禁止紀念、不許開會寫文章的禁令。我不得不指出:下這樣的禁令是十分愚蠢的,歷史真相是掩蓋不了的,真理更是抹殺不了的。愚民政策沒有出路!就執政者來說,通過對反右運動的反思和總結,找出導致反右運動的制度性根源,改革政治體制,建立起能夠嚴格地監督和制約政治權力的機制,實現政治民主化,才能避免今後重犯類似的錯誤。

  一個真誠的、負責任的政黨,不但要正確地面對真相和真理,而且應該主動地揭開真相,讓老百姓在分析真相的基礎上發現真理,展示真理。五十年來,繼反右運動之後,由於執政黨堅持一黨專政,一而再、再而三地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嚴重的災害。對於過去的這些錯誤,從反右運動到「八九鎮壓」,都應該實事求是地做出誠懇的反思和檢查,以求得人民群眾的諒解和理解。否則,是不可能繼續保持執政的合法性的。

文章回應

回應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成為日後反右運動導火線。


五十年後,一班當年被劃成右派的人士及其後代聯名簽署《為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平反和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