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思考可以不教嗎? (曾瑞明)

最近,通識科又起風波,有傳媒引述消息,稱教育局擬改革通識科,或將文憑試改為只設「及格」和「不及格」,甚至將該科剔出核心科目,改為選修科目。什麼都研究一番是求學的好態度,但當課程發展議會和考試及評核局通識教育委員會均認為現行的評分等級沒有問題,又再「研究」自然引起政治干預教育的憂慮。
事後大家各自表述,肯定通識但宜改革云云。不是不應改革,而是改什麼。通識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我會說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即明辨是非對錯的能力。當看到報道指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展示語言技巧,說肯定通識對創意思維發揮重要作用,讀者當明白你的核心價值就是眾多「改革」的目標。
話分兩頭,早前中國歷史科課程(中一至中三)第二階段諮詢稿發出後,坊間有不少關於修訂的討論,例如中史科是否能提升國民身份認同,兩史是否應該分家,或者課時問題,以及該選取什麼歷史事件等。筆者作為通識科教師和一位哲學教育工作者,也想多加一筆,探討歷史科與批判思考的關係若何。
筆者有此一問,當然是源於社會有人擔心中史科獨立成科只是暗渡陳倉,成為「洗腦」國教科的替代品。也許有人批評只是杞人憂天,教師定有「專業」處理。不過,如果我們能用教育的規範性要求,即教育應該做什麼,來審視歷史科學習,對教育同工倒或有固本培源的作用。

歷史教育該做什麼?
坊間就很流行一種看法,那就是所有國家都有國民教育,所有國家都會用歷史來培養愛國之心。但這種看法卻將「學校或教育是否應該推廣愛國?」這問題視為不需回答,不證自明。
英國教育和政治哲學家布里格豪斯(Harry Brighouse)就在《論教育》一書討論這個問題。布里格豪斯就指出美國的歷史教科書作者並不是客觀、不偏不倚地處理資料的,而是在推廣國民情緒。他指出一個我們在歷史教育作為推廣國民認同時較為忽略的考慮︰第一、我們為何要對一個邊界、政府不斷改變的國家有特別的責任?第二、在全球化下,我們跟其他國家的人有密切的商貿關係,所謂外國的人會比所謂「同胞」更密切。
這些問題都是全球正義討論的基本,但對歷史教育該作什麼卻甚為重要。歷史教育應該將不同國家的生成和變化如實地展現,而不是假定有一個像本體自有永有、一成不變的「國家」來盛載更重「史事」。第二、所謂一國的歷史不會是與其他國家無關的。我們應要努力呈現彼此過去至今的聯繫。
布里格豪斯反對在學校推廣國民身份。他的理由是我們對國家管治的同意,必須出於自願而非強制。但如果國家利用教育來操控我們的意願,那所謂自願就不是自願,而實際是強制了。他指出英國一些學校要學生歌頌君主立憲就違反了自由同意的原則。
第二個理由是,我們如果要推廣國民身份時,是否有機會與事實陳述違背?如果是的話,那是否需要隱瞞?一個欲推廣美國人身份認同的教師,會否大談麥卡錫的反共風潮的白色恐怖?會否大談在廣島長崎放原子彈帶來的可怕景象?會否談越戰美軍如何使用橙粉?這當然與建立「正面價值觀」有衝突。但布里格豪斯指出歷史教育更重要的是講事實,追尋正確的因果關係和說與孩子有關的歷史。簡單來說,真理應先於所謂國民身份認同教育。
《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在「對學生的義務」也指出「與學生討論問題時,應盡量保持客觀。」、「應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也許,抽空來談時每條原則大家都會同意,但哲學家的本事是迫使我們找出更重要的原則該是什麼。
那我們該教什麼?那就是學生判別是非的能力,而不是「瞇埋眼當睇唔到」的應世之術。批判思考就是廣義判別是非對錯的能力。在英美的大學「批判思考」課程,從來都不只是強調批評,而着重運用理性去審視不同的說法(claim),比如區分事實與意見,檢視論證的邏輯謬誤、審視資料和證據是否能支持結論等。批判思考教育也是公民教育、德育的一部分。如果要硬生生地利用歷史科來提高國民身份認同,其實是反教育、反民主、反真理—這恐怕不會是任何文明社會可接受的。而通識教育和歷史教育正在擔當教育學生批判思考的角色。

以國際文憑試作觀察和比較
在《修訂中國歷史科課程﹝中一至中三﹞第二階段》諮詢稿中,看不到對「批判思考」一詞的着墨。
建議中的課程架構,將國家歷史分為四個階段,即「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世史」、「中國近代史」及「中國現代史」,下再分若干歷史時期。諮詢稿這樣說︰「在四個歷史階段中,以政治演變為主、輔以文化特色及香港發展,多角度呈現各時期的變化軌跡。『政治演變』主要探討國家規模與體制的演變、社會結構的發展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與交流。『文化特色』則從藝術、科技、交通、宗教等各方面顯示中華文化的不同面貌。『香港發展』讓學生理解香港在國家不同歷史時期的概況,並與國家的互動情形,從而認識香港與國家的緊密關係,同時確立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以政治演變為主,不脫治亂興衰的套路;不同民族文化融合和交流又是否能擺脫漢族中心主義?中華文化以什麼來界定?中華是一個怎樣的概念?香港與國家緊密關係是什麼意思?國家是指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是否意味那「中華歷史延綿不斷」的粗糙史觀?
這都是可以向學生問的問題,但在諮詢稿或現今中史教育都較少觸及,或者不被鼓勵。近年受家長歡迎,或是高官子女就讀國際學校會修讀的國際文憑試,其歷史科倒強調批判思考的重要(另一強調是國際意識)。跟香港課程一樣,它都強調多元意見和多角度思考的重要。但關鍵之處,是其課程框架如何成就這些價值或者目標。
國際文憑試則以一些較抽象的概念,例如轉變、延續、因果、後果、重要性和角度來貫穿課程,再以一些專題如軍事領袖、全球戰爭、權利與抗議來配合一些世界歷史的題目,如朝代跟統治者、極權國家和獨立運動。
更重要的,是國際文憑試有知識論(Theory of Knowledge)一科,當中會鼓勵學生審視一些後設的知識問題,運用到歷史去,更是理所當然。可探究的問題包括歷史學家的角色是什麼?歷史學家用什麼方法去取得知識?我們能不能不帶偏見地描述歷史事件?選材跟偏見有什麼不同?誰決定那些事件在歷史上是重要的(比如有些人說「六七暴動」是芝麻小事)?我們可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嗎?
這些問題當然不是容易解答的。甚至有讀者可能會認為這樣比對是不當的,因為高中和初中課程深度有所不同。但這不是重點。因為筆者想用一個開放性較高、批判性較強的課程,來照明我們的課程。批判的觀點是無窮無盡的,但空間大小卻可以比較。這也可資我們分辨自由教育跟極權灌輸的分別。

通識與歷史科的合作
可惜香港的通識科因為已經「獨立成科」,大家慣了自掃門前雪,未有做到跨科的合作,也令其自身教與學變得單一。歷史科如能跟通識科合作,或可互補彼此不足,前者需要後者的批判思考素養,後者需要前者搜集事實和詮釋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讓學生看事物更立體,不會只局限於社會時事,而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這也是思想的解放,合符自由教育的理念。
當然,筆者更不希望強化香港家長漸次形成的一個印象︰本地課程沒有思考空間,歷史跟其他科目一樣,都是填工作紙和背誦,外國的月亮則總是特別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教育工作者也可一起創造我們引以為傲的歷史課程。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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