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當人,還是不把人當人?——毛澤東逝世四十周年祭 (邵燕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三時許,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共產黨開國領袖毛澤東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在這之前的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式上,他就宣稱「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曾經令多少天真的中國人感動得熱淚盈眶。從那時起,言猶在耳,而在一波又一波他所發動的政治運動打擊下,中國人以每次不少於運動捲入者百分之五的比例倒下去。因「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引起大饑荒,致使三千六七百萬中國人倒下去,再經過十年浩劫的瘋狂,衝擊面達到一億人口,造成上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他的繼任者後來仍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對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採取「武器的批判」行動,正是毛晚年理念的餘響。
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如果不說被它自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意識形態、荒謬決策和各種極端手段所自我顛覆,也已經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質疑。
其後的中共領導層不是沒有看到這一點,他們力求挽回這個不堪的局面,但由於民主、法治和人權方面的長期缺失,黨群關係,即官民關係日趨緊張,民眾──首先是勞動人民的維權鬥爭此伏彼起。「按倒葫蘆起來瓢」,有防不勝防之勢。於是戒備森嚴,防民之動;嚴控輿論,防民之口。其實都是在揚湯止沸,激化矛盾。僅在天安門廣場,即使嚴密布控,仍然屢屢發生個體或小群體的抗議活動,直到墜樓和自焚。「民不畏死」,是象徵,也是警號。他們已經不止於乞求式的上訪,他們以一死表達的,是無權者對濫用公權者的不平與憤恨。
二十年來,在全國範圍被逼出來的群體性行動人次逐年上升。以二○○八年為例,公開報道的貴州甕安和雲南孟連等地的事件,都是長期以來基層黨政與民眾嚴重對立,激起民憤的結果。三鹿毒奶粉事件表現形式略有不同,犯罪主體雖為不良企業,卻也是在地方和部門權力庇護慫恿下,蔑視並侵害民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共產黨內不是沒有健康力量,但他們往往倍受掣肘。各級黨政實權幹部中,相當一些人的官魂深處,還是毛澤東的「不把人當人」。這個問題不解決,他們不僅不會實行「以人為本」,反而會像毛澤東一樣,以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名義,維護和行使無監督、無約束的權力,為所欲為,製造冤案,八方樹敵,「與民為仇」。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為當政者謀劃一些防範的策略、應對的舉措,而是直面歷史經驗的啟示,從被侵權、被壓制、被殘害者的利益出發,尋找一條有效的自助自救之道,從億萬中國人(包括執政黨成員)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出發,尋找一條長治久安之道。
歷史經驗從哪裏來?我不是歷史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但作為過來人,回頭看這幾十年時,不是從概念到概念,而是從包括自己在內的千百萬人切身感受的事實,即從史料出發,憑常情、常理、常識做出自己的判斷。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前,人們就曾呼籲執政者實事求是地總結一次歷史經驗,卻沒有得到回應。我們不應止步於一九八一年官方定的那個《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要進一步深入,做出民間的修正與補充。中國人為歷史付出了無數鮮血和生命,有權汲取與慘痛代價相當足夠的民間經驗。認清毛澤東現象的要害在於「不把人當人」,就是重要的民間經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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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九三三年出生於北京,著名詩人、散文家、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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