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一胎化的諤諤之士(丁 東)

二○一六年,中國政府終於開放二胎生育,終結了持續三十六年的過激人口政策。大夢醒來遲,亡羊補牢,為時已晚。官方預期的生育高峰並未出現,中華民族已陷入超低生育率的泥沼不能自拔,人口紅利提前耗盡,老齡化浪潮來勢迅猛,性別失調使幾千萬男性難以成婚,億萬家庭,都將不得不吞嚥人口政策失誤的苦果。
痛定思痛,使我想到幾位諤諤之士,為糾正國家人口政策的失誤,做出不尋常的努力。

梁中堂倡議開放二胎生育
第一位是梁中堂先生。他今年七十歲。一九九○年代,我和他在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共事,得以相識。當時就知道他反對一胎化政策。文革開始那年,梁中堂高中畢業,先參軍,後轉業,回鄉當了基層幹部,一九七八年擔任公社革委會主任時,被山西省委黨校相中,調去從事教學。當時人口學研究剛剛啟動,單位分配他進入這一領域,並參加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人口理論討論會。他準備論文時了解到,主管計劃生育的副總理陳慕華提出了爭取二○○○年中國人口達到零增長的目標,準備推行一胎化政策。從未接觸過人口學的他,開始獨立研究,發現國家提出人口零增長的目標十分荒謬,要達到這個目標,不但多數新婚夫妻只能生一個孩子,還有三成的新婚夫妻不能生孩子。堂皇的國家計劃竟然是領導人拍腦袋的產物。於是,他提出改良之策,在提倡晚婚晚育的同時,允許間隔一定的年限,生育二胎。他把設想寫進了論文,在會議上提交。一九七九年,第二次全國人口理論討論會在成都召開,他獲得大會發言機會,重申自己的方案,還提出了一胎化會導致人口老化的警告。一石擊水,引來會議主導者的強烈抨擊。從此,梁中堂捲入中國人口學爭論的漩渦。一九八○年,國家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梁中堂作為農民的兒子,深知農村養兒防老的觀念無法改變。幾億農民為生兒育女,和基層政府博弈,必然激發幹群衝突。考核政績實行超生一票否決,一定導致強制結紮、墮胎,傷害百姓身心,引發無數悲劇。梁中堂一方面在會議和媒體上表達自己的主張,與主張一胎化的官員、學者論辯,一方面向中央和各級黨政領導提出建議。國家計生委幹部張曉彤和中國人口情報資料中心馬瀛通贊同梁中堂的觀點,一九八四年撰寫了題為《人口控制和控制器政策中的若干問題》的研究報告,引述了梁中堂的主張,向中央建議採取晚育加間隔的辦法,於二○○○年開放二胎生育。報告得到了高層關注。總理趙紫陽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批示:「我認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視。所提措施,可讓有關方面測算一下,如確有可能,建議採用。本世紀人口控制指標,可以增加一點彈性,沒什麼大了不起。」一周後的八月五日,總書記胡耀邦也批示:「這是一份認真動了腦筋,很有見地的報告。提倡開動機器,深入鑽研問題,大膽發表意見是我們發展大好形勢,解決許多困難的有決定意義的一項」、「請有關部門測算後,代中央起草一個新的文件,經書記處政治局討論後發出。」
胡耀邦、趙紫陽很清楚強制推行一胎化政策引起了群眾的反感。他們是能夠體察民意的領導人。但中國最高的決策權並不在他們手裏,而是由背後的元老掌握。陳雲堅決主張一胎化,他一九七九年就說:「先念同志對我說,實行『最好一個,最多兩個』。我說再強硬些,明確規定『只准一個』,準備人家罵斷子絕孫。」胡耀邦、趙紫陽的意見未能實施。但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政策還是作了微調,多數省份允許農民獨女戶再生一胎,成為「一胎半政策」。這雖比一胎政策稍有鬆動,但也出現了新的問題。一些農民為了生男孩,對孕婦做超音波檢查,選擇性流產,使得新生兒性別嚴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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