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歷史真相 (卷首語:潘耀明)

  歷史有兩部:一部是官方的,騙人的歷史,做教科書用的,給王太子念的;另一部是秘密的歷史,可以看出國家大事的真正原因。 

  ──法國.巴爾扎克《幻滅》

  「香港書展二○一四年度作家」是香港作家董啟章。

  董啟章是一個「思考者」型的作家。他在香港書展的第二場演講,題目是《行動生活──文學與現實世界》,他邀請了獲日本直木獎小說《東京小屋的回憶》(又名《小小的家》、《小房子》)的作者中島京子女士,擔任分享會嘉賓。

  董啟章在講話中特別提到:「小說創作和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是富有張力甚至是互相牽制的。中島小姐對此肯定感同身受。身為日本人,處理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歷史題材,肯定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過人的能力。歷史事實本身是一堆沉重而難以移動的石頭,小說家儘管有虛構的本領,也不能逾越某些現實的限制,隨意把石頭搬動。我們相信文學表現的自由,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現實限制了想像的可能性。」①

  文學與現實世界的關係,長期以來,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課題。

  董啟章提出「小說對現實的責任」,這是帶有作者個人理性的見解的。換言之,「文學不等同政治,也不服從於政治,但它不可能與政治無關。」②

  文學是超越政治的,村上春樹形繪「小說家能夠通過巧妙說謊、通過栩栩如生的虛構而將真相拽到另一場所投以光照」③,即使如此,小說家「必須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確真相的所在」④,「真相」便是社會或現實的政治。現實的真相,使小說的「巧妙說謊」不至於無的放矢,這也是董啟章所說的「現實限制了想像的可能性」。

  真相往往是文藝家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村上春樹說過,他的父親活了九十歲去世,作為兒子的他,尋找出父親背後的「真相」──

  他是個退休教師,也是個兼職佛教僧侶。在研究生院就讀期間被徵召入伍,參加了中國大陸的戰鬥。我小的時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飯前向佛壇獻上長長的深深的祈禱。一次我問父親為什麼祈禱,他回答為了在戰場死去的人,為了在那裏──無論友方敵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見父親祈禱的身姿,我都覺得那裏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陰影。⑤

  因了這個真相,村上春樹加入日本反戰的行列。

  與此同時,中島京子女士也因為尋求「真相」,寫了《東京小屋的回憶》。小說故事雖然與一段浪漫的婚外情有關,中島京子在七月十九日接受我的訪問時表示,她同時也想帶出反戰的信息,她認為安倍晉三解禁日本集體自衛權是違反憲法的、破壞民主、和平的行為。⑥

  「反戰的信息」便與政治有關。

  二○一○年,在參觀上海世博會的德國館二樓文化藝術區,我為眼前的景象震懾了──

  背景牆上,一名德國藝術家單膝跪地,手裏拿着兩塊刻有名字和數字的金燦燦的銘牌。地面被布置成街道的樣子,一塊塊黃銅銘牌和鋪路石一起鑲嵌在地上,布滿十平方米的展館。

  這些銘牌是德國科隆藝術家昆特.德姆尼西(Gunter Demnig)的設計。每塊銘牌,刻有遭納粹屠殺的死難者或者流放者的名字以及生卒年月和照片。

  藝術家德姆尼西一九九三年在德國開展「城市記憶」的裝置藝術,在科隆鋪下第一塊稱「絆腳石」的銘牌,很快便得到以德國為主的歐洲九個國家的五百六十二個城市的響應,銘牌鋪在這些遇難者被關進集中營前最後住過的屋子前的人行道上。

  德姆尼西為了喚起後人對歷史的記憶、了解歷史的真相,用死難者的名字,鋪設一條喚起沉重歷史記憶的反思之路。

  看來,文藝家挖掘埋在地下「秘密歷史」的真相,也包括文藝對現實的責任。

  注:

  ①②董啟章:《行動生活──文學與現實世界》,本刊二○一四年八月號

  ③④⑤村上春樹:《高牆與雞蛋──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演講》

  ⑥見《明報.明藝版》,二○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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