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稿風波:我在《炎黃春秋》的最後一程(丁東)

二○一五年初,《炎黃春秋》沒有開成新春聯誼會。二○一六年開不開?一月初再次提上雜誌社議程,討論的結果是,迴避兩會敏感時期,趕在春節以前舉辦,日期定在一月二十日,開會地點也避開長安街這些中心區域。

新春聯誼又遭阻撓
一切準備就緒,一月十七日晚,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又趕到杜導正家懇談。他說:「接到上級指示,新春聯誼會不能開。」杜老說:「不能接受這個意見。我們已經主動縮小了規模,以往這個會將近二百人,這次我們只請六十人。不讓開不合適。我準備和李銳、何方、江平一起被抓進去,這是我們的光榮。」
十八日上午,雜誌社再次開會討論。杜老問我有什麼看法。我說:「官方不會抓你,但可以讓餐館停水停電。」果然,話音剛落,辦公室主任王海印就接到電話,原來聯繫的飯店說不能接待了,廚師請假。大家都明白,這是託詞。
杜老準備一套預案。一月十九日,大家分頭電話通知受邀者,聯誼會改成小型組稿會,翌日到雜誌社集合。二十日上午,幾十位來賓陸續到雜誌社。社裏辦公場地很小,只有一二十把椅子,來賓有的已經八十多歲,也只好站着。聚齊後分頭走到馬路對面商場四層,在火鍋店裏包了十桌。雖然屏風外就坐着一桌員警監視,聯誼會總算開成了。還匆匆展開了預先準備的會標。餐館負責人看到後,懇請把會標收起。杜老發言說:「昨天晚上有關部門還登門面談,勸阻開會。我說,我血壓已經一百九十七,不要談了。」說時十分感慨。李銳、胡德平、何方、陸德、資中筠、盧躍剛也有發言,張森根代表一百一十歲的周有光致辭。與會者半數在八十歲以上,七十多歲算年輕了。看去滿眼一片白髮。大家在這種氣氛下聚會迎新,心情悲涼而凝重。有幾位編委是在職的教授、學者,他們參加聯誼會後,單位領導奉命與之談話,施加壓力。官方各部門春節前用公款舉辦各種團拜活動。《炎黃春秋》用自己掙的錢請老朋友們聚一下,卻如此之難。
撤稿?不撤稿?
按照慣例,《炎黃春秋》會刊發聯誼會的發言摘要。三月中旬,稿子整理出來,準備排第四期。這一期的執行主編是我。賈磊磊參加二議時,我介紹了這個選題,賈磊磊只說請杜老慎重把關,沒說不能發。三月二十日,第四期送印刷廠。三月二十四日,賈磊磊給杜明明來電話,通知新春聯誼會稿子必須撤。杜老知悉後,要求藝術研究院給我們發一個書面檔。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杜老召集社委會研究對策。顧問何方說:「應當以柔和方式應對。保住雜誌最重要。雜誌和國家硬碰,碰不過。雜誌的辦刊思路要穩妥一點,保住雜誌是我們這些老人對民族、對社會最後的責任。」有人提出,這是小風波,我們大風大浪都過來了,鄧時代、江時代、胡時代都沒有死,現在也死不了。
大家正在討論的時候,已改任藝術研究院名譽院長的王文章和新任院長連輯一起來到雜誌社。他們說,從中宣部開完會直接趕來了,撤文章是中宣部的決定。文章提到憲政,不符合中央規定的「七不准」。撤了這篇文章,雜誌才能辦下去。杜老說:「你們的好意我們知道,但中宣部這一套我們不接受。」當時不歡而散。
下午,印刷廠遭到所在地文化緝查執法人員干預,不撤稿就停工。
面對緊急情況,第二天杜老再次召開社委擴大會商量對策。與會者除了杜老本人,還有顧問江平、胡德華,以及雜誌社主要人員。杜老讓王彥君預先起草一封給中央最高領導人的信,讓大家傳閱。杜老說:「如果上書解決不了問題,就訴諸輿論。」江平說:「高校也不許談憲政了。不談憲政,我們可以談憲治,其實是一個意思。」
我發言說,對官方干預印刷廠早有預料。上書高層可能不理睬。二十多年來,發生過一系列媒體事件,鍾沛璋的《東方》、于光遠的《方法》、鄭惠的《百年潮》,到兩年前的《南方週末》,結果都是媒體受傷或死亡。《炎黃春秋》堅持二十五年,成了大陸幾乎唯一能夠表達獨立見解的紙質媒體。如果《炎黃春秋》死了,是中國文化的重大損失。我們和官方公開叫板,短時間會成為重大國際新聞,影響可能超過任志強事件,但熱鬧一兩個月後,就會時過境遷。以後再想發聲,就沒有平台了。我預測,官方的處理,不是讓《炎黃春秋》關門,而是讓藝術研究院接過去,另組班子編雜誌,刊名還在,內容全變。那時就和我們就無關了。我建議,先換稿子,讓第四期出來。我還說,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堅持不妥協,結果趙紫陽下台,胡啟立、閻明復也靠邊站,體制內的良性力量都被邊緣化了。
胡德華說:「《炎黃春秋》好稿子有的是,換一篇還是我們想發的稿子,不能為了面子,丟了裏子。」
當時多數人不贊成妥協,說這期同意換一篇,下期可能讓你換兩篇,這樣下去《炎黃春秋》就會慢性死亡。他們主張不能退讓,要公開抗爭。
杜明明表示,兩種意見都有道理,自己很糾結。王文章對她說過,《炎黃春秋》你們不辦,早有人想接過來辦。
討論的結果是,先給藝術研究院發文,等他們回文。拖到下月初,讀者看不到雜誌,就可能出事。到時候公開中宣部阻撓正常出刊的真相,公布新春聯誼會發言全文。上面如果感到壓力,找杜老談話時,再見機行事。杜老讓大家圍繞這一方案做各種準備。他問江平:「可否對中宣部提出行政訴訟?」江平說:「在中國,黨委和黨的部門不能成為訴訟對象,法院不會立案。」

換上錢理群的文章
散會之後,我對馮立三說:「無可奈何花落去,看來《炎黃春秋》要完了。」馮說:「你的意見也表達了,該說的都說了。」
我不甘心,回家後給何方打電話,通報了開會的情況。何方說:「這樣搞,《炎黃春秋》就完了。」我說:「杜老會找你,到時候您可以表達看法。」
三月二十八日早上到雜誌社上班,胡德華來了,說昨天何方的電話使杜老重新考慮對策。開會時杜老拿着上書草稿請各位顧問簽名,何方表示堅決不同意這麼幹,他說:「換一篇文章是小事,保住《炎黃春秋》是大局。」杜老讓大家討論,是否同意何方意見,撤換文章,過了這一關再說。
我發言說,同意何方意見。撤換文章的空白,可以用紀念《炎黃春秋》創刊二十五周年的名義,重新發表習仲勳、蕭克、張愛萍、費孝通、胡啟立等領導人的題詞。徐慶全說:「昨天和楊繼繩、朱學勤等人聚會,他們都主張換稿子,保《炎黃》。」楊繼繩問:「座談會發言有沒有新的史料,新的觀點?」徐說:「沒有。」楊繼繩說:「那就同意換。」這時,多數人同意換稿。杜老決定,按多數人的意見辦。徐慶全說:「如果杜老不準備接受記者採訪,公開和上面叫板,就不採取登題詞的辦法,換一篇有份量的稿子就行了。」最後商定,換上錢理群的文章《一個老共產黨在文革中的思考》,是王彥君約來的,原來準備下期發。現在以「春秋筆」欄目上第二條,不至於影響其他版面,重印一個印張即可,否則經濟損失更大。我把錢理群的文章從一萬字壓縮到七千字,補上撤稿的空白,交印刷廠排印。
在回家的路上,又接到賈磊磊電話,他要求審看新換的稿子。我說:「錢理群的文章沒問題。你要實在要審稿,就找杜老聯繫吧。」不知道他們是否又到印刷廠去看了稿子。四月一日,《炎黃春秋》第四期如期出刊。
第二天上午,杜老來電,說昨天把第四期雜誌通看了一遍,感到編得很好。王文章對他說,雜誌慎重一點,可以堅持到「十九大」。他問我有何看法。我說:「應當明確穩健的辦刊方針,穩健不是後退,是避免莽撞,才能平穩運行到『十九大』。民主辦刊,大家集思廣益才能避免風險。如果認為現在雜誌力道不夠,還要往前衝,難免再次引起風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樹欲靜而風不止。下一場風波來得很快。
四月十八日,賈磊磊參加第五期二議,提出這期涉及文革的文章有五篇之多,必須推後發表。當時,編輯部方面提出,能不能撤掉兩篇,保留三篇,有的文章標題改一改,盡量不點明文革。賈磊磊說,要向領導匯報。下午,藝術研究院打來電話說,有關文革的文章一篇都不能上,這是通知。
《炎黃春秋》以講述當代史為主。文革從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時間跨越長達十年,想繞也繞不開。以往每期都有三五篇文章涉及這個時段,第五期有關文革的稿子並不比平常集中。但官方對文革五十周年格外敏感,內部已經下達指令,有關文革的稿子,各家報紙雜誌一律不得發表。藝術研究院的通知,貫徹的正是這個精神。
五月二十日,雜誌社又召開社委會,多數人認為,今年五月是「五一六通知」五十周年,《炎黃春秋》不能沒有聲音。少數人不主張硬頂。結果保留了兩篇有關文革的稿子,撤換了三篇,四月二十六日將第五期電子數據傳給印廠,當晚開印。次日,當地文化執法緝查隊又到廠阻攔印刷。藝術研究院也派科研處長趕到印廠,稱他們是《炎黃春秋》的上級主管單位,沒有看過本期稿子,不能印刷。
四月二十八日晚上,連輯通知《炎黃春秋》雜誌社派人到該院聽取中宣部檔精神。連輯說,今天下午接到中宣部的電話,對《炎黃春秋》雜誌第五期的稿件提出了要求:「因為五月份有個『五一六通知』,這事要提到應有的高度來認識。凡是與中央決議不符的文章,不能寫、不能登。我們作為主管主辦單位,把政治上把關的事做完再開印。你們作為下級單位,只能按這個要求辦。你們弄好了,咱們都有好日子過。」
《炎黃春秋》又開會研究,決定寧願雜誌拖期,第五期也不能沒有關於文革的文章。五月四日,連輯和賈磊磊先到杜老家拜訪,又拜訪了胡德華,表示要求《炎黃》換稿是上面壓力,他們是迫不得已。要求審看有關文革的兩篇稿子。杜老讓徐慶全寫一報告,表示這次審稿作為例外可以理解,以後應當堅持協議讓《炎黃春秋》自主發稿。審稿後達成妥協,撤掉邵燕祥一文,保留一篇金大陸關於推進文革史學術研究的文章。這期雜誌直到五月中旬才和讀者見面。
(未完待續。作者為《炎黃春秋》前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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