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整整四十年了 (曹景行)

一晃就是四十年,這句話或許只有親歷過中國改革開放全過程的人,才會有最深切的體會。有個印象永遠不會消退,那是在初冬的上海復旦大學校園裏。當時我們都知道中央高層正在北京開一個重要會議,還聽說兩派意見交鋒激烈。北京的「西單民主牆」每天都貼出許多新大字報,小道消息更是漫天紛傳,但沒人確切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又會再發生什麼。有短波收音機的同學乾脆在被窩裏收聽《美國之音》中文廣播,中國官方那時已停止干擾。
記得在一個星期五晚上九點多,我從學校圖書館回六號樓,習習涼風中一路騎車經過好幾棟宿舍,一個個窗口傳出的新聞播報聲幾乎連成串,不斷聽到「中央全會」一詞。回到房間打開自己的收音機,才知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在北京舉行。那天應該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國改革開放的正式起點。
「改革開放四十年」是今年中國各種媒體報道的重頭戲;我這些年每天為各地多家電台提供新聞評論,今年初就參加了廣電系統的相關策劃。經過幾輪商討和篩選,最終確定了四十個專題,六月一日在北京開了新聞發布會,宣布全國百城百台「改革開放四十年全媒體新聞行動」啟動。同時,組織方專門為將參與新聞報道的記者作了兩天培訓;他們多是「九○後」,對改革開放全過程不易把握,也可能缺乏大型採訪經驗。
發布會上我建議他們要真正沉下去,沉到底層,還要仔細聆聽,仔細觀察;盡量多跟老記者一起,多學多問多思考;不要只寫一些浮光掠影的官樣應景文字,而要把這次採訪活動作為深入了解國情和歷史的難得機會。主辦方還特意請來安徽小崗村七十五歲的老農民嚴金昌,四十年前他同另外十七位村民深夜「託孤」立好生死狀,在「大包乾」責任書上按了紅指印,幹下時為「大逆不道」的事情。我問身邊一位年輕的新聞主持人:「能理解立下生死狀的悲壯嗎?他們冒着坐牢甚至掉腦袋的危險,只為了給自己和家人求得一條生路,而改革開放之門就這樣被他們頂開了。」

當有人懷念「大鍋飯」……
即使如我們這樣的四十年全程親歷者,今天也應該重新思考和認識改革開放究竟怎麼回事。十年前北京奧運會剛結束,中國媒體就轉向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話題,除了在多個專題節目中採訪了一系列相關人物,我還參與復旦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採編《親歷:上海改革開放三十年》一書。但如果今天只是重複十年前的做法,媒體也重新再來一遍,只是歌功頌德走過場,那就沒有多大意思了。最應該做的,是結合最近十年中國發生的許許多多大事,整體再來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意義,弄清楚今後還要不要、能不能堅持開放、繼續改革。
過去這十年,一方面是中國經濟、國民財富和國際影響力的空前增長,另一方面是新老矛盾交叉堆積,貧富分化和利益衝突越來越深刻,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如果失控就有可能導致新的社會危機。如何評估改革開放這項「鄧小平遺產」,也成為網絡輿論中持續不斷的爭議焦點,「非鄧」與「非毛」日益形同水火。整日負重謀生的草根民眾中,不少人開始懷念過去那種貧乏卻相對平均、安穩的「大鍋飯」日子,網上一些極左筆桿子更把這些年的官員貪腐、社會亂象都歸咎於「鄧特色」(指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甚至連前不久崔永元、馮小剛之爭引發明星涉嫌逃稅事件,都被他們轉為對改革開放的討伐。

開放早就在改革之前
所以,今天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首先要正本清源、重新弄清楚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究竟怎麼回事。在我看來,講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其實應該是「開放改革」,開放早就走在改革之前,而且有一個漸進過程。毛澤東晚年打開與「美帝」交往之門,可以視作中國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開放的最初動作。上海一位知名女作家告訴我,尼克遜訪問中國之後,為官的父親就告訴她「應該好好學習英文了」。
毛去世之後接班當政的華國鋒繼續一步步打開國門。記得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晚上從農場食堂的電視機裏聽到貝多芬《命運交響曲》那久違的音樂旋律,我震撼得雙腳幾乎無法挪動。好多人後來回憶說,那晚中央電視台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直播,讓他們相信「文化大革命真的結束了!」世界上許多媒體都報道說,中國政策將要發生重大變化了。實際上,北京中央樂團這場紀念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周年音樂會的直播,最後是經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拍板的,彼時鄧小平還沒有復出。
十年文革結束後的中國處於「百廢待興」困局之中,打開國門看到了外部世界的巨大發展變化,知道中國一定不能再照原路走下去了。一九七八年五月開始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辯論,不僅否定了毛澤東時代的錯誤「實踐」,同時也確定要學習世界各國的正確「實踐」,鼓勵和保護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積極「實踐」。這一年的十月,也就是歷史性「三中全會」前兩個月,鄧小平訪問了日本。這次訪問對他下決心全面加快改革開放具有重要的影響。他在日本親身體會到現代化的高速發展,新幹線火車就像「推着我們跑一樣,我們現在很需要跑」。結束訪日前,鄧小平在記者會上更表示:「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貧窮而且落後,我們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長的路要走,有很多東西要學」、「老老實實承認落後就有希望……要向日本請教的。」

改革開放仍應是基本國策
今天回頭去看,當年改革開放乃是中國擺脫貧困落後的唯一出路,只是由鄧小平來全面推進,才能比較有力地破除觀念和體制的重重障礙和阻撓,徹底改變中國。「六四事件」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的最大挫折,也是鄧小平至今蓋棺仍難定論的最大爭議。但一九八九年後在西方國家敵意圍困的國際環境中,在黨內保守倒退勢力沉渣泛起的國內氣氛中,鄧小平不僅沒有重新關上國門,反而下決心加快把中國推上市場經濟不歸路,其歷史意義可同一九七八年「三中全會」相提並論。
去年九月本專欄說過,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路向大致確定。理論上,鄧把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公有經濟的單一計劃經濟變為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推動世界革命變為維護「和平發展」國際秩序。而鄧的理論的現實基礎,就是中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這幾點放到今天仍然管用,改革開放仍然應該是基本國策。雖然四十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力增強舉世矚目,當年鄧小平坐過的日本新幹線已經落後於中國的高鐵,但中國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對外開放、加大開放。今年以來中美經貿摩擦加劇,美國在政治軍事上也不時挑戰中共的底線,但北京主政者反倒表現得更加克制。例如國有中興公司最近受美國政府制裁吃了大虧,國人卻因此認清中國自身的短板和軟肋,頭腦冷靜下來。上海一位評論人士說:「最近好像比較少再聽到『不惜一切代價』、『我們將奉陪到底』之類的義和拳師話語了。」

劉鶴報告讓人覺得高層有明白人
最近朋友還傳送這樣一段話,某位科學、工程兩院院士聽了負責對美談判的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的報告,非常「震驚」,「感覺高層領導裏有明白人,心裏有點底氣了」。他說:「劉的報告非常冷靜客觀,明確中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基礎工業處處是短板,與國外差距很大。中美貿易之爭很危險,不小心就會變成戰爭。中國應多做少說,甚至最好只做不說……」
擴大開放為的是進一步借鑑和利用外部市場力量,繼續努力維護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有利於中國自身的高質量穩步發展。今天要進一步加強改革,主要為了縮小體制內新老既得利益的根基,打破已經成為發展障礙的體制結構,尋找老百姓普遍認可的政治模式和管理方式,有效緩解社會矛盾。「六四」事件後鄧小平加快了中國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步子,卻把政治體制的變革留給了後人,一直拖到今天。習近平有意通過去年的中共「十九大」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新政治體制,正在加大了黨政改革的力度。但改革開放的靈魂在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今天依然如此吧,沒有例外。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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