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風浪中最痛苦的人:心碎了!──《我的心靈史》第八章(劉再復)

一九八九年年初,我應美中文化交流協會的邀請,到美國六所大學訪問,並都作一場學術演講。這六所大學是: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到美國後不久,國內的民主運動還在繼續。我所在的文學研究所成了第二批簽名運動的中心,我在國外看到了聲明與名單,但仍然無動於衷。我並不熱心於「街頭運動」。第一批簽名時發起人北島也到我家爭取我簽名,但我刻意迴避他。後來看到簽下名的有冰心、李澤厚等忘年之交,我還讓司機載我到皂君廟的李澤厚家,問他:「您平時不熱心政治,這回怎麼簽名了?」他回答說:「因為北島來找我,我就不得不簽了。」原來,他簽名也是被動的。聽澤厚兄一講,我心裏更有主意了:這回絕不捲入運動。我沒有時間,不能再把生命消耗在這種無謂的運動中。

一九八九年五月回國前後
當時我確實是這樣想的,覺得自己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浪費了十年時光,不能再浪費了。除了這個原因之外,我還有一個對中國政治態勢的基本認識。我覺得,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有不合時宜的反「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但無論如何,八十年代包括學生運動興起的八十年代末,是中國最好的歷史時節:中國把大門打開了,民族生活重心轉移了。中國正在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這是真改革,不是假改革。以鄧小平、胡耀邦的名字為符號的中國改革事業,雖有弱點,但從宏觀的歷史視角看,這場改革很偉大,很了不起。我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就全身心、全靈魂地支持它,十年之後的八十年代末,我仍然全身心全靈魂支持它。現在激進的學生和知識分子要請願要造反,我從內心深處覺得不合時宜,也不情願全力支持他們。所以並不贊成知識分子的簽名運動和學生的請願運動。在美國訪問期間,國內的政治運動愈演愈烈,可我還是按自己的計劃,一個學校一個學校地進行講演。演講前就陷入沉思,並不關心國內的動盪。直到五月四日前夕,我才想起一件重要事: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主席團的成員。出國時胡繩院長一再叮囑:「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回國參加這個學術大會,並準備好一個有分量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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