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爭與中港的文化落差(葉國華)

  對北京來說,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來解釋基本法有關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規定,只是「執正」來做,是理所當然的,為的是全面正確落實「一國兩制」。但對香港的泛民主派以至不少市民來說,釋法是為政制發展設置關卡、對港人不信任及破壞高度自治。雙方對釋法的立場可說是南轅北轍、互相衝突。導致這樣的情況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文化方面的落差值得探討。

  釋法的前哨戰是年初愛國愛港的爭論。當讓香港社會清楚知道要以愛國愛港的人為治港主體後,中央便出手釋法,而特首亦快速提交了建議啟動二零零七及零八年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報告。可以說,北京已從去年的被動捱打變為今年的主動應對。最近中央採取了稍微緩和的舉動,但泛民主派與北京還是劍拔弩張。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九月立法會選舉之謀略考慮外,還因一些基本認知的歧異,亦即文化落差。

  從北京來看,回歸的香港可以是特洛伊木馬,也可以是唐僧的白馬。前者是屠城的馬,會造成災難﹔後者則是載經歸來的馬,有利於國家建設優質文化,可以吸納。接受「一國兩制」,就是認為香港基本上是白馬。但香港這幾年瀕臨失控,中央或許因文化落差,導致對港人的行動有不同解讀,而傾向認為特區可能變成特洛伊木馬,泛民主派則是屠城士兵。循此思路,北京會劃清界線,採取對敵鬥爭的策略,清除建制中的異己,加強控制。若如此,北京對港政策將有不可逾越的底線﹕一是香港不能成為西方和平演變大陸的示範地區,二是香港不能成為西方敵對勢力顛覆中國的基地。

港人接納回歸但希望自主

  香港是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城市,主流價值是西方的、國際的,市民擁護民主、自由、人權。他們雖然接納回歸,擁護「一國兩制」,但不贊同簡單的愛國論,不接受把愛國標籤化。他們傾向認為過去幾年的管治出現問題,主要是由於港人的民主參與不夠,市民不能有效監督政府。他們雖然確認香港離不開中國,認同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有參與權,但傾向認為釋法會衝擊高度自治。港人是矛盾的,但顯示他們希望自主。

  香港的政治回歸可說是完成了,但在法理上,由於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未完成,故在北京看來,法理回歸仍然是不完整的。若從文化上看,香港跟內地落差大,文化回歸遠未完成。在制訂基本法時,當時的起草者估計到二零零七年,香港與大陸的文化應該磨合得差不多了,香港內部也已取得共識,可以考慮推行普選。現在看來,當時大家低估了文化落差造成的巨大隔閡。

  現在是中港雙方為回歸在文化、價值上的落差「補課」的時候了,這還是要從拉近文化落差着手。某些大陸官員以至在港親中人士看到香港在政治、法理上回歸中國的事實,但對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現實——由英國管治多年、有西方文化沉澱、與西方有重大利益聯繫及受西方巨大影響——估計及重視不足。而香港的一些政治人物,如某些在英治時期已是精英的民主派議員,仍只執着於香港的國際元素、西方價值,對香港回歸要與內地進行文化磨合的體認不夠。這兩方面的人物都沒有與時俱進,仍以舊思維、舊觀念來看香港的新情況和戰略格局。

  為了彌補雙方在這認知上的基本不足,筆者近期在不同場合提倡「中國特區新香港人」的概念。新香港人立足於香港的新時代,以符合新時代的文化理念、思維來看事物。但他們要有中國文化的沉澱、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同時接受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市民擁有國際價值觀的事實,也要認知中國要進步、與國際接軌的方向。若能建立此新香港人的認知,然後經過雙方朝向共同目標的磨合,相互信任必然增加,就香港政制發展必然容易達成共識。

  這需要中港雙方的共同努力。而由於中央擁有支配全局的權力及直接影響香港經濟、民生的無可匹敵的資源,要分清應付香港這個國際都會的國際政經利益鬥爭與爭取民心的策略的區別,從階級鬥爭的政黨文化轉向執政興國的政黨文化,是可以及應該採取主動及積極的態度促進雙方的融合。北京應以大家長的身份,用更大的寬容對待與家族重合不久的香港「兒子」。況且這兒子並不頑劣,只是對家裡的規矩、生活不了解、不習慣,且有自己的一些主張。在同一屋簷下,這些紛爭是可以解決的。

普選不是解決管治問題的靈丹妙藥

  當然新香港人認知的建立,仍不足以令香港政制發展順利及達至香港與北京共同滿意的目標。現在愈來愈多人認為,普選並不是解決香港所有管治問題的靈丹妙藥。比如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都是普選產生,兩者都具合法性,如何改善兩者的關係﹖為了有利於施政,保證行政主導,是否要修法讓行政長官參加政黨﹖是否因此制訂政黨法﹖繼續實行高官問責制,應如何培養政治人才﹖

  普選需要許多其他措施配合,才能獲得成功。比如推行一人一票的選舉,如何保證均衡參與﹖是否需要由各功能界別提出候選人,讓全港選民投票﹖為了防止過分民粹主義的投票傾向導致過度的福利政策,是否需要改變稅制,讓更多市民作出稅務承擔﹖為了防止黑金政治,是否要制訂獻金法﹖

  事實上,要做好普選的配套及準備,時間相當緊逼。儘管我們可以把二零零七至零八年普選訂為爭取的目標,但屆時要做到普選具高素質、符合港情及國情,並不現實。我們可以努力爭取,但也要在理念上多作討論、溝通,把「中國特區新香港人」這認知建立起來,及把普選的配套及準備扎扎實實做好。我們的目標是改進管治,逐步發展民主政制,達至基本法訂定的普選目標,讓香港成為繁榮、安定、民主、自由、進步、安居樂業的好地方,同時對中華文明起良性實驗作用。

  有人認為在香港推行政制實驗太奢侈,不宜進行,這是對實驗的誤解。實驗是可作多種設計的,從保守到激進都可以,現在的「一國兩制」也是實驗。事實上,香港的經濟措施已作為經驗移植到內地。香港的社會文明發展的一些做法,也可作為經驗加以取捨。若能如此,將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額外收穫。


四月一日,香港民間人權陣線舉辦大遊行,反對中央釋法及爭取普選(鄭樹清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