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的文革五十周年 (邢小群)

我有一位好友,四十多年前畢業於北京師大女附中。為了紀念母校百年,她們幾位年逾花甲的校友用兩年多時間編了一本《遠去的女附中》。上報官方機構審讀,獲准出版。即將開印之際,卻收到出版社總編輯的一封信,全文是:

今年是「文革」開始五十周年,我們合作的文集《遠去的女附中》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即將出版之際,被上級叫停,無法出版。我們深知這部書凝結了每一位作者對母校的深情厚愛,對此結果給作者們帶來的衝擊我們深表理解,也感到萬分遺憾。感謝每一位作者為此書付出的心血;感謝大家對出版社的信任。作為出版人,雖然最終未能將書付梓,但我們在編輯出版這部書的過程中,從書稿的每一篇文字中都獲益良多。為此,我們要向你們,致以衷心的敬意與謝意!

此信寫得很悲情,體現了中國大陸出版人的無奈。其原因,無非是書中有幾篇文章涉及文革初期卞仲耘校長被學生打死的悲劇。學校百年,這是一頁繞不開的痛史。然而有所反思,卻觸碰了官方的密令:中國大陸體制內所有傳媒今年禁談文革!
對反思文革的嚴厲管控,非自今日始。我四年前在大陸出版了一本口述史文集《我們曾歷經滄桑》,二十萬字的書稿,被編輯刪了一萬多字,刪節的重點之一,就是有關文革的內容。兩年前北京師大女附中宋彬彬等人回到母校道歉,《新京報》記者獨家報道,也受到官方的嚴厲斥責。

曾有否定文革的短暫歲月
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迄今正好半個世紀。這個節點,本是回顧與清理文革的契機,但又恰恰是當政者的痛點。他們擔心反思一旦形成聲勢,會危及統治的合法性,於是提前發出禁言文革的內部密令,《遠去的女附中》一書就成為這種背景下的犧牲品。
五十年來,大陸官方對文革的態度可分為三段。
毛澤東在世時是第一段,全力肯定文革,不容置疑。有一首歌的標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代表了這種宣傳基調。當時懷疑文革而被捕坐牢,乃至判處死刑者,不是一個小數字。
毛澤東去世後開始第二段。先是華國鋒宣布文革結束。胡耀邦到中央黨校主持工作,體制內出現了系統否定文革的聲音。一九八○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從政治上否定了文革。鄧小平、陳雲等人聯手,從華國鋒處爭得了最高權力。鄧小平在文革中是挨批的,華國鋒是文革中起家的。徹底否定文革,就確立了鄧取代華的歷史依據,同時為清理各級領導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製造了輿論。文革頭緒複雜,鄧小平需要盡快擺平黨內恩怨,提出宜粗不宜細,簡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譜。相當多的老幹部在文革不同階段緊跟毛澤東的情況被盡量迴避,老一輩革命家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文革的罪責盡量歸結到林彪、四人幫、康生和造反派頭上,毛澤東的首要責任卻被開脫。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在中國大陸是言說文革相對寬鬆的時期。文學藝術界湧現了一大批表現文革的小說、詩歌、報告文學、影視、舞台劇和美術作品,新聞界採訪了大批文革的受難者,出版界也推出了一批當事人的回憶錄,史學界則開始推出研究論文,中央黨校等機構還招收了幾批研究文革的博士生、碩士生,金春明、席宣、嚴家其、高皋、王年一等人撰寫的幾本文革史也是在此期間問世的。就否定文革而言,知識界和官方有過一段短暫的蜜月。

迴避與虛化令新一代一無所知
一九九六年是文革三十周年,也是第二階段轉變到第三階段的時間節點。官方對文革的態度由否定和簡化,變為迴避和虛化。當時,廣東的《焦點》月刊因為編輯了一期文革研究專號,被官方斷然停刊。北京的《東方》雙月刊因為編輯了一組文革研究專題,也受到嚴厲整肅。官方態度為什麼發生這樣的改變?一是因為鄧小平已經不能問事,而新領導人的權力基礎與否定文革無關。二是民間對文革的研究出現了獨立思考,開始超越官方決議的局限和宜粗不宜細的規定,向更加真實的歷史層面逼近。文革將不再是混進黨內的幾個壞人作亂,而是國際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中的有機一環。反思的觸角已經伸向極權體制本身,這是當政者不能夠容忍的。從此,有關文革的出版物和文藝作品,莫不受到嚴格的管控,經過官方嚴格篩選後能夠問世者為數寥寥。相關檔案不得開放,影視領域這十年的歷史幾乎成為空白。文革重要當事人的回憶錄如:《王力反思錄》、《吳法憲回憶錄》、《邱會作回憶錄》、《十年一夢》等,獨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印紅標的《失蹤者的足跡》、李遜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等,只好拿到香港出版。官方看到這一動向,又把從香港往大陸帶書當作嚴密監控的重點。在口岸沒收書籍,引發了不少糾紛。此外還有大量文革回憶錄和研究著作,以民間自印本的形式分散出現,傳播面很小。
一九九六年到今天又經過了二十年。二十年的迴避與虛化,導致了一兩代人對這一段歷史的無知。這段時間,我在一所大學教書。上課時總有學生要求:「老師,能不能給我們詳細講講文革?」我問道:「關於文革,你們知道多少?」他們說,只是在政治課上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中學老師要求背下這段文字,應付考試,其他都不要問。我說,能不能問問你們的父母和爺爺奶奶,他們看到的文化大革命?學生說,他們都不願意講。

文革是繞不過去的存在
文革四十周年時,徐友漁、郝建等學者在北京發起了一次小型學術討論會,十幾個文革研究者怕官方干擾,不敢打電話,也不敢發電子郵件,只好口口相約,一起到郊區密雲赴會。
退休高官于幼軍,應聘擔任中山大學教授,開設反思文革的歷史講座,原計劃講七次,受到壓力,講了兩次便匆匆結束。
所幸的是人類在這段時間進入了國際互聯網時代。官方可以控制影視、廣播、書刊、報紙免談文革,卻不能完全控制網路空間,有關文革的文字、聲音和影像,開始通過網站、微博、微信交流和傳播。學者吳迪主編的《記憶》、學者何蜀主編的《昨天》,都是學術品質很高的專門研究文革的電子月刊。一些體制內的學術機構,預見到今年舉辦有關文革的學術討論會受到限制,趕在文革五十周年之前,先行舉辦學術活動。二○一五年一月,復旦大學歷史學院以訪問學者工作坊的方式,召開了了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同年十月,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又以「一九六○年代的中國」為名,舉辦了一次學術討論會。兩次會議的內容,都是文革研究。大家都清楚,直接以研究文革的名義開會,會受到官方的警告和追究,一些體制內的學者已經為此付出代價。
文革是繞不過去的存在,鴕鳥政策是不能長久的。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唱紅打黑,許多做法頗似文革。今年初對任志強的圍攻,也被稱為「十日文革」。文革的基因在這片土地上,隨時可能滋長,發作。大陸社會已經出現了另一種景象,就是毛派的高調回潮。他們不但有網站、社團,舉辦群體活動,還有人集體為江青掃墓祭拜,召開張春橋思想研討會。部分地區的底層草根中瀰漫着一種文革想像,以為文革年代是工農大眾的節日,文革運動是反抗權貴資本主義,爭取平等公正的不二法門。毛澤東的粉絲在一些地方和人群中迅速增多,與之相聯繫的是對鄧小平的負面評價迅速蔓延,官方刻意屏蔽文革的政治後果已經顯現。
經歷過文革的人已經漸漸老去。民間有識之士意識到,清理這份沉重的歷史遺產,刻不容緩。而當政者的狹隘和短視之症,人為製造了「雪擁藍關馬不前」的困境。莫非我們這個民族不能擺脫杜牧預言的宿命: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作者是內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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