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社會模式的第三次發現(黃鳳祝)

自啟蒙運動以來,個體自主負責的意識受到推崇。步入二十一世紀,數字化的發展使個人主義遭遇前所未有的衝擊。對自我管理失控的恐懼,如影隨形,陪伴着現代人的成長。在《模式:數字社會的理論》(Muster: Theorie der digitalen Gesellschaft,二○一九)一書中,德國社會學家亞明.那塞希(Armin Nassehi,一九六○—)嘗試提出一種有關數字社會的理論。他認為,數字化使社會的複雜性變得可見,它是繼民族國家和現代性之後,社會的第三次發現。

數字社會的崛起
學術界圍繞數字化的批評主要在於媒體和企業的逐利行為以及對個人隱私權的侵蝕。那塞希認為這種批評過於表面化,人們更應關注這一技術的貢獻及其被廣泛接受的原因。在他看來,一種技術必須觸動社會的神經,才能得到貫徹。技術也是一種威脅,因此我們必須學習技術,對其進行更好的批判和歸類。
那塞希認為人類社會的數字化始於十九世紀。隨着城市化的發展,單純依靠類比知覺已無法理解社會的複雜性。數字化是現代社會的基礎,這也是這一技術被快速接受的原因:數字化哺育了一種業已存在的需求,而不是破舊立新,它使人類得以更為精確地理解社會的運作方式。
那塞希把社會視為一種規範個體行為的「模式」(Muster)。所謂「模式」,是韋伯的「理型」概念與意識形態的結合體。模式是一種行動的理型,受到意識形態的支配,影響個體的生活方式。個人的行動、經驗、目標的確定,以及對個人期待的處理,都是從社會模式中獲得的。個別小模式的反抗,很快會被更大的模式瓦解或消融。
模式是理念成為現實後形成的理型,規範社會的發展。當新的更有力的模式出現時,舊的社會模式就會被取代。那塞希認為近代以來,西方社會經歷了三次發現:第一次發現以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為開端,基於對理性和革命的信仰形成了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和法治社會;第二次發現是在二戰以後,人們嘗試通過自由化和多元化,克服工業社會發展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第三次發現是數字技術的崛起,人們嘗試借助大數據、統計學和經驗科學,預測社會風險,促進社會平穩發展。
按照哈貝馬斯的理論,社會衝突是通過對話和協商來解決的;那塞希的解決方案,則是通過社會模式對個人行為模式的化解。在數字社會中,個人意志不是被社會包容,而是被社會模式消融或淘汰。
在此基礎之上,那塞希提出了一個具有挑釁性的觀點:數字化有助於消除社會的不穩定性。在非數字社會中,由於數據的缺失,對社會分析的結果是不確定或不可知的。在數字社會中,人們通過大數據可以獲得比較穩定的社會認知,個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也被納入可控的社會模式。
那塞希看到的不是簡單的社會衝突,而是現代社會的「精髓」。他認為,通過數字化,可以預測社會規律,社會模式也因此得以長久和鞏固。技術的發展,在促使社會秩序解體的過程中,也出現了穩定社會的一面。數據和社會結構的相互交織制約了社會變革的可能性,同時傳播對社會基本價值的認同。

數字社會作為新自由主義制度
那塞希認為,大數據比人更了解人類自身。反對大數據是無望的,反對大數據的模式,就是反對自己。他把數字社會視為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在數字社會中,公共的外部控制轉化為自下而上的主動的自我調節。所謂「隱私權」,只是為了對抗大數據而被引入的一個虛擬概念。人類在向信息載體轉化的同時,也拓展了個體的自由度。如同貨幣的使用,數字化使人類獲得更多的自由。
歐盟在二○一八年推出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初衷是保護個人隱私,但是在實踐中無異於為數據收集合法化確立程式。人們在使用智能手機時,被告知個人數據會被網絡或軟件服務商如何處理。在所謂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技術收集的數據有增無減。
在當代社會,想要認識和確定社會各領域的模式,必須通過數據收集。借助智能手機、電腦終端或網絡輸入系統,個體的活動在網絡中留下信息和痕跡(行為盈餘),被大數據收集並利用。社會的數字化不是外力主導的,而是基於現代社會的需要。即使數字化可能成為社會反思的敵人,數字技術的強大功能仍然會促使或迫使大眾接受數字化的現實。從這一觀點出發,不難理解個體何以允許手機借助全球定位系統(GPS)進行自我跟蹤。為了生活的便捷與獲取信息的便利,個體願意把自己的數據和隱私作為交換的籌碼。
那塞希的社會模式理論,受到韋伯理型理念以及盧曼系統論和控制論的影響。作為數字化的辯護者,他對數字化引發的倫理道德和政治問題漠不關心。數字社會的模式遠離浪漫的情懷:個體行為受到社會主導性模式的規範。大數據可以分析個人的消費習慣、消費能力和物質需要,卻很難深入了解個體內在的精神需求。在數字社會中,個體面對的物欲壓力和意識形態束縛並沒有得到消解。
技術創新擁有明確的生產邏輯和目的性。數字化想要解決的問題,在創新過程中已經確定下來。數字技術、網絡和大數據的經營權由私有資本掌控,資本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非社會大眾的利益。無論是社會模式對個人模式的吞噬,還是個人模式面向社會模式的趨同,數字社會都無法解決資本與勞動力的衝突,甚至有可能加劇這一衝突。

(作者為上海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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