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宿命 (卷首語:潘耀明)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海內外的文化人包括傳媒,相信沒有人不知道羅孚的名字和羅孚這個人。

  應該說,羅孚是左派文化陣線或稱愛國文化陣線的一個領軍人物,海內外知名文化人幾乎無人不識,相信也很少人與他沒有交往過。

  羅孚是《大公報》副老總、《新晚報》老總,當年的《大公報》都是由名人主持(如成舍我、張季鸞、王芸生、費彝民),地位崇高,《新晚報》也是《大公報》系的報紙,所以羅孚在文化界地位舉足輕重。加上他本人是一個文人、作家,既不恃才傲物,也沒有仗勢欺人,為人謙和溫文,有一股親和力。他廣結善緣,文友遍布天下。那個年代,不管左、中、右的文化人,甚至文化圈以外的人,都樂於與他交往。

  早年海內外知名作家、文化人經過香港,如白先勇、傅聰、丁玲等等,都由他出面接待。當年我在某大出版社任事,作為文藝青年,也往往被他邀請,恭忝末席。我們都暱稱他做「羅老總」。

  羅老總還是第一個請梁羽生和金庸寫武俠小說的伯樂,可見他的獨具慧眼和江湖地位。

  羅孚是左派報人,是左派對文化界進行統戰的工作頭領,是不爭事實,也是公開的事實,雖然不是街知巷聞,但文化圈人也無人不知曉。

  一九八二年他被通知回京的途中被拘押,不久新華社發布消息,說他是「美國間諜」,並重判他十年有期徒刑。消息傳出,輿論譁然。眾人納罕的是一個做中共統戰的文化人,怎麼會搖身一變成為「美國間諜」,令人莫名所以。這似乎是中共內部的事,外人無從置啄。但因羅孚的朋友太多,特別是文化界的朋友,對他的境況無不關心。

  最令人不解的是,雖然羅孚被判刑十年,他卻沒有真正坐過一天牢。最初只是安排(軟禁)在一座公寓內,上頭還為他提供頗優厚的生活條件,許多在北京的文化界朋友和海外的文化界朋友也可以公開探訪他,也可以用筆名公開發表文章。不久,他更可以自由在內地活動,遨遊大江南北,最後還讓他回香港定居。

  對於這一起案件,羅孚本人長期以來從未表態,包括他家人問起他,也支吾以對,不得要領。二十年過去了,羅孚這起「間諜案」,竟成為當代中國的「羅生門」,迄今仍疑點重重。眼下羅孚的兒子終於經過多方調查踏勘,提供不少可供參考的珍貴材料,讓局外人去作一個評斷。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羅孚的懸案,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假如——錢鍾書先生曾說過,世界最快樂的字眼是「假如」,經證實羅孚不是「美國間諜」,是否像當年「潘漢年間諜案」一樣,也可以得到平反的機會?

  羅孚筆名絲韋、柳蘇,是作家、文人,兼具中國典型文人的長者風範,但他還脫不掉中國知識分子的窠臼──學而優則仕。

  在一個政治無孔不入的年代,文化人要在這夾縫中掙扎求存,談何容易!羅孚恰恰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

  與此相反,二〇〇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曾一再強調作為一個作家要躲避政治和市場的干預,甚至「沒有主義」,即不以某種思想框架作為創作的出發點,不要先驗地既定任何意識形態。這是指文學創作而言,高行健寫道:「什麼地方才能找到這真實的人的聲音?文學,只有文學才能說出政治不能說的話或說不出的人生存的真相。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他們不充當救世主,不自認為人民的代言人,也不作為正義的化身,而正義何在?他們只陳述現實,沒有用預設的意識形態去批判和裁決社會,或虛構一番理想的社會藍圖,恰恰是這樣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作品,提供了對人和社會的真實寫照,把人的生存困境和心性的複雜展示無遺,無論從認知還是審美的角度來看,都經得起時間長久的考驗。」①

  高行健要走出由政治上製造無數災難的二十世紀,發出一個真正的人的真實聲音,還原作家本來的角色和文學性,返回陀斯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的創作年代。他既不惹政治,也不談主義,要當一個純粹的作家,但他自己卻也不能避免地被扣帽子、給別有用心的人貼上政治標籤。這也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

  注

  ①高行健:《論創作》,明報月刊出版社,二〇〇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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