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識 (卷首語:潘耀明)

  就文化成果而論,人所追求的目的,未必能獲得;但人所不追求者,必不能獲得;因文化成果只能由自覺活動中生出。

  ——勞思光:《中國文化要義新編》

  日前,在福州舉辦「兩岸四地文化沙龍」,與會者有來自港、台、內地的作家、學者,對中華文化發展的方略,各抒己見,饒有意義。

  「沙龍」會後,與會者簽署了一份「福州共識」。「共識」內裏提到的一點,頗能切中要害的:「對一個民族而言,文化軟實力決定民族競爭力、民族向心力。文化興則民族興,文化強則民族強。中華民族的復興亟需中華文化的復興。」

  新上任的習近平主席提出「中國夢」,惹來不少非議,認為這是「美國夢」的老調重彈,但不得不承認,這也可說是舊瓶異酒,瓶子的標籤都有一個「夢」,內裝的不是美國的洋酒,而是中國的白乾。這一「中國夢」的實現,雖然路途迢遙而戛戛乎難以企求,卻難免令人浮想聯翩。置身當下紛紛攘攘的社會,往往只是「白日夢」一場,只有在夢境中,才有夢想成真這回事,所以也只是「夢幻」而已。

  有夢比起無夢──「無望」好,起碼可以發揮想像空間。

  說起中國夢,大儒饒公宗頤教授也有一個夢。他老人家做的是文化夢,他在一篇《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的文章中指出:「現在都在說中國夢,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我的夢想就是中華文化的復興。文化復興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甚至在相當意義上說,民族的復興即是文化的復興。」①

  這一旨意與「福州共識」相近。已屆耋期之齡的饒公,睿智過人,率先登高振臂而呼:「推動文化的復興,我輩的使命是什麼?我以為,二十一世紀是重新整理古籍和有選擇地重拾傳統道德與文化的時代,當此之時,應當重新塑造我們的『新經學』。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②

  饒公要提倡「新經學」,因為自從五四以迄,經學只被當作史料來看,未加好好應用。

  歷經五千年漫長歷史的中華文化,是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一筆龐大而珍貴的遺產。可是,作為中華不肖的炎黃子孫,卻沒有把它當寶,反而是視作草芥、垃圾,非掃地出門不可。相反,毗連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及其他東南亞國家,對中華文化遺產,如獲至寶,欣然取之享之用之,外加吸收西方現代民主管理理念,中西兼融,相得益彰,造就了一個個繁榮富強、講究禮義廉恥、忠孝恕道、「非華實華」的泱泱大國的社會景觀。

  學高五斗的饒公,不憚其煩,苦口婆心地向國人,包括高高在上的領導人諄諄引導:「西方的文藝復興,正是發軔於對古典的重新發掘與認識,通過對古文明的研究,為人類智識帶來極大的啟迪,從而刷新人們對整個世界的認知。我國近半個世紀以來地下出土文物的總和,比較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考古所得的成績,可相匹配。令人感覺到有另外一個地下的中國——一個在文化上而又厚重的古國。」③

  如果把地下厚重的古中國文化加以發掘、考究出來,拭掉塵垢、剔除陳腐部分,擷取精華,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前人保留在歷史記憶中的生命點滴和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這正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④

  饒公孜孜以求文化中國夢的實現,身體力行,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承傳、發現和推陳出新是不遺餘力的,蔚為中華文化世界一棵亭亭如蓋的蓊鬱大樹。

  我們有幸與饒公身處於同一屋簷下的香港,沾染了一點文氣,理應為中華文化盡一分綿力。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九六六年,當「偉大舵手」發起一場旨在滅絕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香港報人金庸「拚死」⑤ 辦了《明報月刊》,以洵洵儒雅書生的一管筆,立意承傳中華文化那一朵若明若滅的薪火。

  這一冊標誌不黨不私、有容乃大、將屆四十八春秋的老牌文化綜合雜誌,當年既頂住政治狂飆衝擊,遂後又沒有被滔滔商海巨浪淹沒,不屈不撓地把薪火延續下去,在華人社會可說是獨樹一幟的奇迹。

  這說明來自民間社會的文化的強大生命力,也足見民間文化力量是不容忽視的事實。「福州共識」裏面,有一條是說到點子上的:

  中華文化復興需要民眾參與,必須實現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融合發展。既要重視發展精英文化,彰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提升中華文化人文精神;也要重視發展民間文化,顯示中華文化民族性格,築牢中華文化社會根基。

  其實,精英文化也源自民間社會,讓我們共同努力吧!

  注:

  ①②③④饒宗頤﹕《中國夢當有文化作為》,饒宗頤在中國文化院「中華國學論壇」發言辭,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⑤金庸﹕《拚了命出版〈明月〉》,《明報月刊》,二○○六年一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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