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張望 對帕穆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一點想法 (郭強生)

  盛傳在去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決議中造成委員極大爭議的土耳其小說家帕穆克,今年終於桂冠到手。相信一般並不會對這個結果表示意外。但是這不感意外的背後,其實原因還包含了日前諾貝爾文學獎爆出的太多爭議與內鬨,例如一九九九年得主,德國小說家葛拉斯(Gunter Grass)最近自爆年輕時曾是納粹軍;瑞典學院院士阿倫德(Knut Ahnlund)忽然在報刊發表文章,指稱奧地利女作家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不該在二○○四年獲獎,引發軒然大波;或者再倒回去年,因評審僵持不下而「意外」出線的英國劇作家品特(Harold Pinter),在得獎感言中痛批美國布殊政府出兵伊拉克。這些年諾貝爾文學獎還真是充滿了不少政治硝烟!

  文學的普世價值與文學家個人的藝術成就並非由一個獎項可以決定,這一點相信在許多人心裏已有共識。華文世界關注諾貝爾文學獎多年,終於有了高行健獲獎,結果大家似乎仍是不滿意。高行健代表的是否就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高峰?果真如此,他代表的究竟又是甚麼?傷痕?控訴?人權?西方對東方的重視?幻想?誤解?今年的帕穆克獲獎,相信舊調又要重提。

  帕穆克的作品始終以土耳其傳統與西方現代化之間的衝突為題材,而他也是除柯默(Yasar Kemel)之外,唯一作品被外譯並獲西方廣大迴響的當代土耳其作家。與柯默不同的是,帕穆克的小說在本國即為暢銷書,在閱讀小說並不是那麼受重視的土耳其,帕穆克動輒二三十萬本的銷售量(盜版不計),其實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

  帕穆克文質彬彬,充滿書卷味,從不諱言自小接受英美教育,最佩服的是喬哀斯、福樓拜、普魯斯特等西方作家,經常旅居紐約與伊斯坦布爾。他家境富裕,原本讀的是建築,二十二歲改弦創作,卻整整八年沒有成果,直到一九八○年一場土耳其政變,讓他突然得到靈感,之後的《寂靜之屋》、《白色城堡》……陸續出版,皆以帶有強烈歷史奇幻混合的說故事方式,重新建構屬於奧斯曼帝國的興衰。

  在二○○三年,他以《我的名字叫紅》拿下當今世上單部作品獎金最高的都柏林國際文學獎,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你探索過去,企圖重新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形象,其後你意識到其中的虛榮與浪漫成份。於是你又朝西方看,被最新的後現代表現形式啟發,還是逃不過虛榮。這就像鐘擺來回東西之間。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為此良心不安或將它過度問題化,這就是在世界角落的生活,我可以接受。我的快樂是來自能將歷史的來來去去轉為一首哀怨的旋律。(見二○○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

帕穆克擺盪的姿態

  這不禁讓我們回想起他這部以十七世紀土耳其傳統細密畫師在遭逢西方畫派透視寫真新風格衝擊為題材的《我的名字叫紅》中,老畫師語重心長的這番話:「你們終其一生將永遠忙着追隨摹仿法蘭克畫風,為了擁有自己的風格到頭來還是沒有風格。」帕穆克難道是自相矛盾?誰都看得出他這部作品如何挪用了西方後現代的技巧,並以極具親和力的典型偵探故事包裝了中世紀掌故傳說,果然讓西方讀者與評論家看得津津有味。

  帕穆克本人也絕非「活在世界的角落」,「譜寫他淡淡的歷史哀歌」。他幾度站出來公開批評當今土耳其政府的言論不自由與人權不彰,他曾經拒絕接受土耳其政府頒發的「國家藝術家」頭銜,去年更因抨擊土耳其在一次大戰期間屠殺亞美尼亞人被政府起訴。但是以他的國際名聲,起訴最後當然撤銷,而且他可以說是國寶級人物,著作暢銷加好評,走到哪裏都是新聞。他在小說中總在找回失去的土耳其,但在真實生活中則是個國際人,談的是民主、自由與後現代。他豈不知自己現在所站的位置,也是在加速另一個土耳其的消失?

  或是說,他實在是太聰明了,巧妙地在百姓的政治與美學的政治之間找到平衡,不用調解,只須連結?筆者以為這已經是現代文學最弔詭的一種消費行為——消費歷史,消費政治。

  若有識者覺得耶利內克獲獎有政治因素,帕穆克又何嘗不是?但至少耶利內克筆下的男女夠醜陋;品特不改挑釁本色夠有種,帕穆克則始終優雅華麗。歷史與文化矛盾的主題,滿足的是一種當今籠罩全世界的鄉愁。讀他的小說讓人覺得自己很有深度,但是無從也無須涉入,在這個快速全球化的世界,文化疆域的鬆動與認同感的模糊,為帕穆克的作品搭起了最佳的布景。

  帕穆克是一流的小說家,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他特有的一種擺盪的姿態——或許這是文學在這個影像網路文化當道的時代的另一種生存之道。帕穆克到底還是西方的,這並不是一種否定的宣判,反而可以提醒我們,像帕穆克這樣可以看見本國、國際讀者在哪裏的作家,或許已正悄悄改變着文學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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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穆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