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抗衡:關於卜.戴倫和達里奧.福(鄭政恆)

二○一六年十月十三日,卜.戴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引起熱烈的正反討論,當然獲獎不是他的抉擇,就如他人生的種種轉變,引來許多人指點評說,而同一天,意大利劇作家、一九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達里奧.福(Dario Fo)逝世。他們的作品或多或少呼應了抗衡的文化態度,然而,卜.戴倫是搜索者,態度遊離,繼承美國歌曲的偉大傳統;達里奧.福卻是批判者,針砭諷刺,繼承中世紀流浪藝人的傳統。無論如何,他們得獎,某些人就拍案而起。

卜.戴倫漂流半生
電影《卜.戴倫漂流半生》(No Direction Home)一開始,卜.戴倫對鏡頭說:「我在回家的路上。」一貫的沉實語調,努力思考的模樣,有時候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故弄玄虛。如何理解這句話呢?還是換另一個問題吧─如何理解這個人。
當然,卜.戴倫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解說清楚的人,他太複雜了。他需要的不單是表達,還需要別人的理解。導演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花了足足三個半小時去描畫卜.戴倫二十五歲前的思想肖像,可以想像,史高西斯前前後後下了不少功夫。劈頭一句「我在回家的路上」,已令人摸不頭腦。
史高西斯二○○五年推出的卜.戴倫紀錄片叫《卜.戴倫漂流半生》,題取自卜.戴倫《像一塊滾石》(Like A Rolling Stone)的歌詞。一般人都會將「家」和安樂窩、避風港、父輩、傳統、回歸等等作聯想,而對於卜.戴倫來說,「家」彷彿是不存在似的,無法抵達的。他注定了無依無靠,永遠生活在路上,只可以成為一塊滾動的石頭,一個完全的陌生人,一如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中的傢伙。
卜.戴倫出生在美國明尼蘇達的一個小鎮,自小學習結他和口琴,後來升讀明尼蘇達大學,但他一直沒有上課。對卜.戴倫而言,民歌手活地.居里非(Woody Guthrie)才是他真正的老師、不可缺少的效法對象。為此,他成為了在路上的垮掉的一代,拋掉書本,走上公路,口袋裏只有十元美金,目標就是東岸的紐約,因為活地.居里非在紐約:

I’m out here a thousand miles from my home,
Walkin’ a road other men have gone down.
I’m seein’ your world of people and things,
Your paupers and peasants and princes and kings.(Song to Woody)

卜.戴倫說:「我在回家的路上。」活地.居里非成為他離家遠走的理由,道理是簡單的,正因為離開了,才需要回來;也因為流浪在路上,才需要找方向。在紐約的前衛藝術之都格林威治村,卜.戴倫混了一段很短的時間,立時脫胎換骨,人們都以為他是再世浮士德,將靈魂出賣了。事實上,紐約的自由風氣正是他一直嚮往的。小鎮少年戴上了圓圓的帽子,彈一把木結他,在脖子上掛着口琴架,放聲就唱。可以想像,他在霧迷漫的咖啡館,與詩人、作家、歌手和音樂人為伍,他要盡快完成起步階段,好展開更廣闊的層次。當初,活地.居里非是他離家的理由,後來,他肯定不是離家的唯一答案了。
卜.戴倫努力模仿活地.居里非,只有這樣,他才能找到說話的方法,以及自身和外在世界溝通的語言,還有觀看的視角。他們二人所持的立場是批判的,充滿政治抗衡意味,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舉目可見,每一個人都感受到看得見,正因如此,卜.戴倫和社會群眾就有了溝通的暗語。在戰爭的年代,他可以唱出十分明白的《戰爭頭子》(Masters of War),好像鋒稜銳利的匕首和投槍,也可以唱出《在風中飄動》(Blowin’ in the wind),相對曖昧的,彷彿是唱給交心的朋友的歌謠:

Yes, n’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
Yes, n’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till he knows
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

答案老是不確定,方向總是不明確,這是卜.戴倫的本性,他不會輕率下判語,他不求解答,他知道舊的答案只會成為新的問題,所謂答案,不能一了百了。在另一首歌《時代轉變了》(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中,他說出了他對新事物的想求,最後一節是這樣的:

As the present now will later be past
The order is rapidly fadin’.
And the first one now will later be last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作為年輕一代的民謠詩人,他的情歌如《不要再想,沒事了》(Don’t think twice, it’s all right)和《不是我,寶貝》(It ain’t me, Babe)都是無可比擬的,情歌中的主角沒有憤怒,只有失落和歎息。一九六五年,他唱出了最後一首民謠歌曲: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m not sleepy and there is no place I’m going to.
Hey! Mr. Tambourine Man, play a song for me,
In the jingle jangle morning I’ll come followin’ you.(Mr. Tambourine Man)

卜.戴倫抗衡濫調
然後,風格轉變了,卜.戴倫拿起了電結他。鏡頭一黑,紀錄片《卜.戴倫漂流半生》的上半部完了,然後整個下半部都在處理一九六五和六六年間卜.戴倫的風格轉變的問題。他拿起了電結他,台下的觀眾鼓噪、喝倒采、謾罵。「卜.戴倫走商業路線了嗎?」有人想拿起斧頭砍掉電結他的線,有人漲紅了臉,忿然離開,也有人不知他葫蘆裏賣什麼藥。
其實,卜.戴倫在回家的路上,如果公路是從前離家的路,重訪公路就是回家的意思。他厭倦了社會運動、厭倦了抗議歌曲嗎?不,他厭倦了千篇一律的濫調。彈木結他,吹口琴,唱抗議歌,只是聽眾加之於卜.戴倫的既定形象。現實中的他只是一個坐立不安的大孩子,一個樂於嘗試新事物的搜索者。當他知道一個階段的工作完成了,他急於開展另一個新的領域,他知道,一種詩意的搖滾不是沒有可能的。
他從不設想既定的聽眾,反正他的聽眾有太多的選擇了,The Beatles、The Rolling Stone、The Who、Beach Boys……卜.戴倫只為自己而創作,回家的路有許多,他並不走聽眾設下的路,他喜歡怎樣就怎樣。卜.戴倫是一塊滾動的石頭,滾動是不定的動作,石頭是頑固的,滾動的石頭拒絕別人扭曲它的本性:

How does it fee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on your own.
With no direction home.
Like a complete unknown.
Like a rolling stone?

「我在回家的路上。」當卜.戴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們會再重新聽他的歌,我們會發現許多路徑。路就是搜索者步行的證據,其中必然有卜.戴倫的身影。
遊吟詩人達里奧.福
達里奧.福的批判比卜.戴倫,更加剛烈,在政治的道路上,可謂義無反顧。
達里奧.福在五十年代初開始投入戲劇演出,甚至在一九五六年進入電影界,可是無功而還。一九五九年之後,達里奧.福步向成功,而他在一九六九年推出的《滑稽神秘劇》(Comical Mystery)和一九七○年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Accidental Death of an Anarchist),堪稱為代表作。
《滑稽神秘劇》一共有十二段,就文本而言,開始時好像有點鬆散,有濫殺無辜的迫害故事、幽默的寓意劇、《聖經》故事新編,但劇作來到第五段的「遊吟詩人的身世」,一切都水落石出,遊吟詩人本是農民,一家人開發土地耕種,卻被地主大老爺陷害,走投無路,在快要上吊前,卻遇上耶穌基督和門徒彼得、馬可,耶穌基督給他不一樣的頭腦和舌頭,並且說:
「我就是耶穌基督,我來給你說的。這個舌頭會像一把利劍,到處戳穿那些老爺們,把他們壓倒,讓人們懂得,讓人們學會,去嘲弄他們!把他們揭露得赤裸裸的,說明那些老爺,今天是一座山的主人,明天是一座丘陵的主人,後天就什麼也不是了!」於是遊吟詩人到處演出,說笑話、罵權貴,全劇以耶穌基督十字架受難的故事告終。
《滑稽神秘劇》的主題十分清晰,就是以幽默的方式來諷刺,為被壓迫、損害、侮辱的低層小人,發出抗議的聲音。達里奧.福的一生所做,正是遊吟詩人的寫照。
達里奧.福最為人熟悉的作品,一定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劇作取材自一九六九年的米蘭銀行炸彈案,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鐵路工人佩里尼被捕,他從米蘭警察局大樓墮下身亡,不少人相信他其實是被警察拋出窗外。
劇中的瘋子,假冒為最高法院首席顧問,令警察局長和警官,在女記者和觀眾面前醜態百出。達里奧.福以再現、胡鬧、諷刺等手法,以瘋狂的演出方式令觀眾了解一切暴力的源頭,都來自政權機關。
我們可以理解,不管是卜.戴倫或達里奧.福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有不少人都嗤之以鼻,但他們帶著理想的傾向(ideal direction)抗衡現實,而且不少作品都針對權勢和定見,甚至達到揭出病苦,不知不覺得到療救的作用,讓人們肅然起敬。

(作者為香港年輕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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