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歷史世界的沈從文  從人性的光輝出發(陳萬雄)

另一個沈從文

  經過了幾十年的沉寂,文學家的沈從文,重現光芒,再為世人所認識。

  吊詭的是,自解放後直到一九八零年整整的三十年間,沈先生雖然退隱文學創作和文學教育,他的聲名仍然以文學而讓世人懷念。二十多年前,我先是從文物歷史學家認識了沈從文,再從文學家去認識沈從文,然後是全面的認識沈從文的。沈先生下半生在文物歷史研究中,創獲饒多,成績卓越。他的代表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是該方面學術研究的開山之作,也是傳世之作。他的文物歷史研究的成果,一如他的文學創作,透現了他獨特的生命哲學和思想。

  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物歷史的研究,沈先生都有未完成的大作。以文化成果的存歿去衡量,不無遺憾。但是,他留下的文學創作和文物歷史研究,已充分貫穿著他對於人的生命、人類的人文化成的終極關懷和了悟,只要我們對之有足夠的認識和理解,相信沈先生也不會有太大的遺憾。這就是他生前自題墓碑「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的遺願。

改換人生道路的心路歷程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起,沈從文先生離棄文學創作,一頭栽進歷史文物的研究中。對沈從文先生這種人生的重大抉擇,最普遍、最合理也最被認同的理由,是時移世易,是出於主觀願望和客觀現實扞格的無奈。這無疑是事實。但是,對沈先生的轉變,只停留在這種程度的認識,是不足夠的,不圓滿的,也有礙對沈先生人生思想的整體認識。

  沈先生對自己人生道路的改換,不同時間不同場合,曾留下了若干夫子自道的文字。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次自我檢討中,他說﹕

  要我重新寫作,明白是對我一種極大的鼓勵。但是我自己喪了氣。頭腦經常還在混亂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錯。也對「做作家」少妄想,且極端缺少新社會新生活經驗。曾試着寫了個《炊事員》,也無法完成。所以,還是希望回到博物館服務。(《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

  十二年後文化大革命早已結束的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訪問美國,在聖約望大學演講中說到﹕「我才學習了二十年,社會起了絕大的變化,我原來的工作不易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轉了業,這就是近三十年來,我另換了職業的原因。」對此,他更作了詳細的說明﹕

  我借此想糾正一下外面的傳說。那些傳說也許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確,就是說我在新中國成立後,備受虐待、受壓迫,不能自由寫作,這是不正確的。實因為我不能適應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轉到研究歷史文物方面。從個人認識來說,覺得比寫點小說還有意義。因為在新的要求下,寫小說有的是新手,年輕的、生活經驗豐富、思想很好的少壯,能夠填補這個空缺,寫得肯定會比我更好。但是從文物研究來說,我所研究的問題多半是比較新的問題,是一般治歷史、藝術史、作考古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機會接觸過的問題。我個人覺得﹕這個工作若做得基礎好一點,會使中國文化研究有一個嶄新的開端,對世界文化的研究也會有一定的貢獻。(《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

  一九八一年沈先生在湖南省博物館的演講《我是一個很迷信文物的人》中也曾說到,「我的思想比較落後,也許是嚴重的落後吧﹗所以到了解放以後我就離開了寫作,又不能作空頭作家呀﹗因為沒有生活,思想又比較保守,一下子適應不來了,就轉到歷史博物館工作。」(見王亞蓉編《從文口述——晚年的沈從文》,香港商務印書館二零零二年版)落後不落後,是一種價值觀,在解放後的新意識形態和新價值觀下,沈先生不能不受影響,不受衝擊,也不能不在此基點上評估自己。以上所徵引沈先生的夫子自道的說話,從一九六八年到八十年代,雖遣辭用語的輕重、婉直、詳略,容有分別,基調是一致的,是依本心感受的表白。既不隱蒙時世易轉後的不適應,不願做沒有自己切實內心感受的「空頭作家」,也透露了自己文字志趣的別有懷抱。我認為對沈先生的轉變,不必深文周納。同樣的另一個例子是梁漱溟,他當年觸怒毛澤東,毛逝後而梁復出,已沒有太大顧忌。梁氏回憶評說此故實時,說﹕「當時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梁氏年輕時考不進北京大學,後卻由當時校長蔡元培聘任為教授。此中過程,梁氏說來也很平實,了無自矜和誇飾,無世人多少期待的傳奇﹗慷慨激昂,抗命以爭,堅守己見,固是勇者。能人不知而不隱,不隨世情潮流而俯仰,如實道來,堅持定見,無所誇飾,更需要大智勇。所謂輕富貴易,輕沒世之名難。由此觀之,可稱為大智勇人物,梁、沈庶幾近矣。

  沈先生離開文學創作,離開文學教育,改朝換代後的政治社會的轉變是關鍵。他的抉擇夾雜了格於形勢而主動爭取的兩層因素。對此,沈從文研究專家凌宇先生對此有相當合情理的分析。沈先生晚年的另一親近弟子王亞蓉女士說過「只感覺先生的過去和現在是有連貫性的」,雖然王女士沒有進一步解說,對她所說,我自認很了解。無論接觸沈先生本人言行印象所得,或讀他的著作,我也有這種強烈的感覺。

早年生活的軌跡

  在回憶的文字中,沈先生屢屢強調他轉行前,對歷史和文物不認識,沒有根底。這半是事實半是謙辭。從專家的標準,當時的沈先生還不足以當之。不過,在全面轉入歷史文物研究之前,沈先生對文物藝術已具濃厚的興趣,且有相當的造詣。青少年時期,他「已從那些本地鄉紳學會了刻圖章,寫草書」。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間,沈從文在保靖任「湘西王」陳渠珍的書記,接觸到大量中國古代文獻古籍、明清繪畫及銅器,為他的文物歷史知識打下良好的基礎。知識基礎固重要,善用心思,上手總比人事半功倍。最重要的,這段接觸文物藝術的因緣,讓慣於逃學,生命浪蕩無所依托的他,心靈突然開竅、文化的靈光閃耀。在回憶他在湘西任書記時,他就強調了「這份生活實在是我一個轉機,使我對全個歷史各時代各方面的光輝,得到一個從容機會去認識,去接近。……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沈先生出生的湘西鳳凰,雖地處邊鄙,卻具相當人文環境,對潤育日後的沈從文是有幫助的。距沈先生在湘西生活時已八十年的今天,鳳凰依舊殘留的文化遺存,尚可讓我們感受了和想像到當年文風彷彿。至今居民住宅上的新年對聯,一點不像中國其他地方的俗氣,而是風雅可人。再加上苗、土家諸民族色彩斑斕的衣飾等生活工藝,也是沈先生藝術興味自然而然的源頭。在幾十年後的給他大哥的書信中,他甚至說「你想多奇怪,我忽然會搞絲綢﹗其實很多名目還是從少在家跟母親記下的,現在卻有用」。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間沈先生轉行前,已寫過一些談書法、木刻、美術、演劇以至文物保護的文章。他的《讀展子虔〈遊春圖〉》就寫於該時期。

  解放前住在北京,課餘他最喜歡流連琉璃廠。這種興趣用他的話說,「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門外一條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幾百個古董店,現在看來,可以說是三千年間一個文化博物館……可說是近三十年我轉進歷史博物館研究文物的基礎。」(《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沈先生就曾生動地向我講述過琉璃廠古董買賣的習慣和趣事,講起來仍是很動情和興趣盎然。也就是那回聊天中,啟發我向沈老建議,請他寫《北京六十年》,而且與他多次探討過如何落實這項建議。可惜終未成事。直到現在,我相信如真能寫成,毫無疑問,是他的另一傳世之作。

過人的識見

  對於歷史和考古,沈先生非科班出身,屬半途出家。早年學術界確有意無意的忽略。但是他的文物歷史的研究成績彰彰在目,成就斐然。還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觀念、方法、課題都能發人之未發,不拘繩墨,另出機杼,別具創見。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沈先生已大力鼓吹文史研究必須結合文物,汲汲於推動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革命。他認為「用文物知識和文獻相印證,對新史學和文化各部門深入一層認識,才會有新發現」。強調中國現存的「五百萬卷書若沒有人善於用它和地下挖出來的,或始終在地面保存的百十萬種不同的東西結合起來,真的歷史科學是建立不起來的﹗」這真有卓見。長期以來海內外充分認識到並身體力行的結合文物文獻從事研究的學者並不多。九十年代後,學術趨向丕變,尤其近十年,中國歷代流傳有緒和幾十年出土的大量文物,到近年才真正調動起來,結合文獻作研究。逐漸催生了中國歷史文化研究新觀念、新方法和新課題的出現,啟動了一場新史學和新文化史研究的來臨。沈先生能在史學革命之前的五十年主張、倡導,確有過人的眼光和識見。

  在西方研究側重專精的風氣下,非正宗出身的沈從文卻反其道而行。他注意歷史諸事因「不斷發展變更,不同事物互相間又有聯繫」的研究方法,強調要「注意全面性和整體性」。他宣示他自己不受洋框框考古學影響,不受本國玩古董字畫舊影響,而完全用一種新方法、新態度,來進行文物研究,這在國內同行中實在還不多。他指出﹕

  用實物結合文獻來作分析解釋,情況就明白了。這種做學問弄問題的方法,過去只像是考古學的事情,各別的治文史的全不相干。考古學本身一孤立,聯繫文獻不全面,就常有顧此失彼處,發展也異常緩慢。對於一個文學教授,甚至一個史學教授,照近五十年的過去習慣,就並不覺得必須注意文字以外從地下挖出來的,或紙上、絹上、壁上,畫的、刻的、印的,以及在目下還有人手中使用着的東東西西,儘管討論研究的結合就是那些東東西西。最常見是弄古文學的,不習慣深入史學部和古器物學範圍,治中古史學的,不習慣從詩文和美術方面重要材料也用點心。講美術史的,且有人除永遠對『字畫同源』發生濃厚興味,津津於書畫中的筆墨而外,其餘都少注意。——除書畫外,別的真正出於萬千勞動人民集體創作的工藝美術偉大成就,不是不知如何提起,就是浮光掠影地一筆帶過。

  沈先生對中國文化藝術有如斯看法,不是基於外在客體研究所得的認識,而是出於一種內在的主體的體驗,是他對於人的生命價值和對人文化成的人類文明莊嚴體悟的自然而然的領悟。對於沈從文,早年於文學創作、後期之於文物歷史研究,都完全是將個人生命與民族國家命運以至人類遠景緊貼在一起的。亦由於他自少親近大自然,混迹於社會的底層,切身感悟到勞動者的創造艱難和可貴,加上因民族文化和民眾文化在西風歐雨衝擊下的凋敝,一種強烈的要求民族和民族文化再造、爭取低層社會原始自然生命的昇華、要恢復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渴望,就成了沈從文終身不渝的使命所在。

  只有從這裡我們才可以理解沈從文,也可以理解沈從文的生命何以前後有文學世界的沈從文和文物世界的沈從文,更可以理解所謂文學世界的沈從文與文物世界的沈從文,其實非兩個不同的世界,而是一個世界。也只有結合文學世界的沈從文和文物歷史世界的沈從文,才可以完整和充分地理解作為完整生命的沈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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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陳萬雄(左)與沈從文合影於先生寓所(陳萬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