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劉少奇與林彪 (嚴家炎)

今年(二○一六),距離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已經整整四十周年。如從《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揭開文革序幕算起,則正好有半個世紀。文革的許多場景,彷彿猶在眼前,令人無法忘記。

強制性的愚昧與迷信
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曾在毛澤東主持下討論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其中明確指出:「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歷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這是一個深刻的論斷。然而,不過十年,毛澤東又借助林彪、康生的鼓吹,為自己搞起了個人崇拜。林彪說: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康生稱「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這些都是吹拍之詞,但同時又都在毛的默許下,宣揚對他的個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毛澤東個人崇拜極端發展,也是毛澤東個人專權走向頂峰的時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此時名義上雖還存在,但毛澤東對它們已沒有興趣,代替它們的,是一個以江青(此前還有陳伯達、康生)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組。在這十年裏,不僅國家主席劉少奇被迫害致死,而且數以千萬計的多層負責人員遭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打擊、迫害和摧殘。至於中青年有思想的知識分子直接遭殺害的,就有張志新、遇羅克、王光華、王申酉、林昭、馬正秀、官明華、石仁祥、鄭曉舟等一批,他們稱得上是真正的烈士。
文化大革命還把經濟拖向崩潰的邊緣,造成的損失達五千億人民幣以上(一說達八千億),同時也幾乎毀滅了文化本身。教育在前四年中完全停頓,一九七○年以後大中學教育也處於所剩無幾的狀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僅憲法、法律成為廢紙,事實上也摧毀了人民代表大會下的多黨派「共和政治」,建立了以「社會主義」為名的個人獨裁政治;立法、司法、行政權最後都集中到毛澤東一人手中,連毛澤東的「語錄」也具有法律效力。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一月四個月中,毛澤東和林彪身穿軍裝,共八次接見紅衛兵,總計達一千一百多萬人。紅衛兵正是毛澤東最可隨意利用的一支力量,毛要利用他們去抓人、打人、鬥人,削弱並扼殺各種異己勢力。他最想對付的是兩種人:一種是比較有獨立思想的知識分子,用毛自己的語言來說叫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另一種是共產黨內的不同力量—一批未必緊跟他的力量,毛把他們叫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像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他最想借助紅衛兵之手,衝擊並消滅這些力量。毛澤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接見紅衛兵代表宋彬彬時,特意教唆她不要文質彬彬,而是「要武嘛」,也就是通過她告訴全國紅衛兵,可以放手鞭打或消滅一切異己力量,打死人也不必害怕。公安部長謝富治早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作了擔保:「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當時中國的人權毫無保障,所謂「黑幫分子」被打死是尋常事。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就是在那年八月下旬被學生活活打死的。文人和大中學老師被打死或打殘也是常見。著名作家老舍、傅雷等不都是那時連續遭打而自盡去世的嗎?清華附中教物理的老師劉澍華八月二十六日晚遭毒打後,從鍋爐房高烟囪向爐內跳下自殺。北京大學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程賢策,則在當年八月下旬被紅衛兵毆打得遍體鱗傷,兩腿和身上紅一塊、紫一塊,他給系裏一位老師講了自己的痛楚後,偷偷帶了一瓶混合着滴滴畏的強烈毒酒,到西山自殺而死。據《北京日報》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披露,僅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五日止的半個月,北京市被打死者共計一千七百六十二人,平均每天死亡百人以上,可見兇險殘暴到何種程度。
當時紅衛兵的抄家活動也相當頻繁。而所謂紅衛兵抄家,有時實際是「中央文革小組常派出人,化裝成學生,參加抄家和捉人」(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四五八)。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從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到九月底,被抄家的達三萬二千六百多戶。上海市從八月二十三日到九月八日半個月中,被抄家的達八萬四千二百多戶。天津市那時被抄家的有一萬二千多戶。在這種混亂而又緊張的狀況下,周恩來考慮到了保護民主人士的工作。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他親自擬定了一份應予保護的民主人士名單,內有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呈請毛澤東審批。當然,周恩來的努力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減少了文化大革命對高層人士的衝擊與摧殘。
文化大革命期間,還有一種從工廠到農村、從機關到學校人人每天都要參加的活動,那就是所謂「早請示,晚匯報」。據說,這種活動最初發源於軍隊中,一九六七年則傳遍全國。方式是,每天早晚各舉行一次禱告儀式,早晨的儀式由主持者宣布:「早請示」開始。先點上一炷香,大家都舉起「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面向壁上張貼的毛澤東和林彪的肖像行三鞠躬禮,然後在主持者帶領下,齊聲祝禱:

敬祝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晚上再重複一次同樣的儀式,並且回顧和反省一天的活動,檢討自己的缺點錯誤。這一切均與千百年來禮神拜佛無異,可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強制性愚昧迷信到了何等程度。而所謂的「黑幫分子」們則是沒有資格參加「早請示,晚匯報」的,他們只能九十度彎腰或跪在毛澤東像前挨鬥請罪。

毛澤東與劉少奇何時生矛盾?
按照江青一九七二年對美國女記者洛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的談話,毛澤東夫婦最晚從一九六四年起,就決心要除掉劉少奇。
本來,自延安「七大」以後,劉少奇就成為中共的第二把手。毛、劉雙方關係基本正常。一九五九年,毛澤東以減免自己純外交禮節性的繁瑣事務為由,將「國家主席」職務讓給了劉少奇。劉與夫人王光美還曾出訪過印尼等國。毛與劉何時開始發生明顯矛盾?能夠看到的迹象,是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到二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期間。
「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主持會議,並有個稍帶歉意卻又似有若無的開場白。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書面報告和講話。劉在講話之前,曾請毛批閱其書面報告。毛說他不看。毛說開這個會要「民主」,讓各級幹部依自己省區的經驗發表見解,鼓勵大家暢所欲言。
劉的講話出乎毛的意料之外。劉少奇拒絕接受毛澤東定下的官方說法—「天災連連,導致三年饑荒」,因為這在劉看來,是完全推卸和逃脫責任的說法。劉曾當着毛的面說過:「餓死這麼多人,歷史是要寫上,『人相食』要上書的。」劉在人民大會堂講話中強調:「天災是一片,人禍是一國,要記取這個教訓。」也就是說,全國範圍的饑荒主要是人禍,即所謂「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才是事情的真相。此外,劉還講到要給予那些支持彭德懷的觀點、並反對「大躍進」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和地方幹部有翻案平反的機會,只是彭德懷不能平反。這都說明,劉少奇是比較負責任的。七千人大會上,許多與會幹部都同意劉的看法。
但毛澤東聽後對劉少奇很不滿意。毛在會議後對李志綏說:「開會不講階級,不講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脫離這些,講什麼天災人禍。我看這種講法本身,就是災難。」(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三七二)
文革開始後,劉少奇曾為派工作組做過檢討,但他毫無接受紅衛兵批判鬥爭的思想準備。儘管劉名義上還是國家主席,卻被剝奪了為自己申辯的權利,連他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寫的答辯大字報,也在貼出後幾小時就被撕碎。到八月五日,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問世一周年時,經過中央文革小組安排,中南海裏同時召開了「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三人而以批鬥劉少奇為主的三個鬥爭會。劉少奇在批鬥會上被紅衛兵打得鼻青臉腫,右腿骨被嚴重打傷,鞋被踩掉,「雙腿像灌了鉛似的一跛一跛地走路」。當他被押回辦公室時,他怒氣正盛,立即叫來機要秘書並拿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眾抗議道: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歷史在這裏沉思》)

在文化大革命中,憲法成了一紙空文,國家主席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都得不到憲法和法律的任何保障,更不用說其他人。而毛澤東的權力卻不受憲法和法律的任何限制。
此後一年多時間,劉少奇更被關押在一個秘密囚禁點,受盡各種折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劉少奇被送往河南開封。十一月十二日清晨,在攝氏四十度的高燒中停止心跳。
一九六八年十月,北大歷史系接待過「劉少奇專案組」派來的一名調查人員,叫做巫中,他說他要找北大歷史系原來的系主任翦伯贊進行調查。當時的軍宣隊就派翦伯贊專案組的人陪同巫中到翦伯贊教授家中。巫中對翦伯贊講了劉少奇歷史上一次當「叛徒」的情節,並說此事翦伯贊是知情人,要翦寫劉少奇「叛變」的交代證明材料。翦先是沉默,後來說此事完全記不起來,不能不負責任地證明劉少奇「叛變」。可巫中等人立即大聲訓斥,逼迫翦伯贊交代。在先後兩個月時間裏,巫中等人每隔三兩天就來一次,每次提問的時間越來越長,有時達到兩三個小時,而且越來越氣急敗壞。翦伯贊不能說不負責任的違心話,更不能傷害到被調查對象劉少奇,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終於和他夫人戴淑宛雙雙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用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保護受害人劉少奇。幾十年過去了,此事至今仍使我感動不已。
一九八○年,劉少奇得到平反昭雪。

林彪力爭做「國家主席」
下面再說說我對文革時的「副統帥」林彪其人的一些遠距離觀察的印象。
文革中對毛澤東的全國性的盲從迷信活動,無可否認是與林彪的宣傳鼓動、推波助瀾分不開的。從文革初期開始,只要有重大場面,林彪經常是伴隨着毛澤東一起出現的。他可以說是對毛的神情、舉止觀察得最深入、最細緻的一個人。給毛澤東帶上「四個偉大」桂冠的正是林彪本人。有時,林彪還代表着毛澤東出來講話,甚至被中共中央作為正式通知下發。他還極力鼓動大搞所謂「三忠於」(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四無限」(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要無限崇拜、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忠誠)。讓全國男女老少都唱崇毛的歌,都跳忠毛的舞。而林彪所搞這一套,則正中毛澤東的下懷,故毛大筆一揮,把林彪作為自己的「接班人」,堂而皇之地寫進了黨章。
我曾經買到過紙質較差的《林彪文選》上下冊,也讀過林彪寫的敍述中國歷史上許多次政變的文章。我的直覺告訴我,林彪關於政變問題的敍述背後,是包含着不少潛在想法的。他究竟是為了防止政變,還是想要從歷史上的政變中吸取自己的經驗?顯然他不願授人以柄,沒有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寫出來。
在一九六八年冬天北京大學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我經過認真的思想鬥爭,把自己對林彪的疑慮匯報給了組織。由於心理壓力太大,我說完這番話,內衣完全被冷汗浸透。聽我匯報的這位六三軍的排長郭祥喜,聽完之後顯然感到有點意外和吃驚。他「安慰」我:「有思想問題向組織匯報是好的,但不要再給其他人去說。」我表示:他是我唯一告訴過的人,我絕對不會再和其他人去說。然而第二天,我被軍宣隊另一成員告知:我的政治問題很嚴重,而且有現行性質,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學校的高音喇叭第一時間公布了這件事。隨後,我就被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來定性,而且和系裏其他四位人員一起,當做一個五人現行反革命集團來批判。軍宣隊一人還曾暗示我,說我最後的結果不是槍斃就是流放。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了黨內二號人物的高位,成為「黨章」所規定的「接班人」。但林彪希望自己同時也能在國家職務中取得相稱的地位,即當上國家主席。然而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之後,決不願意再有一個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物,因此堅決反對再設國家主席。這使林彪深感不滿。一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林彪正面提出要設國家主席,並建議由毛澤東擔任。毛迅即批示道:「我不能再做此事,此意不妥。」林彪並不就此死心,想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與同夥再提這個方案,希望在毛不願當的情況下,由林彪自己來當。葉群當時就和吳法憲透露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副主席怎麼辦?往哪裏擺?」此外,林彪還想通過陳伯達拋出「天才論」,來加強這一論點,作最後一搏。
但是,直到一九七○年八月底九月初的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依舊堅持己見。他說:「設『國家主席』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反正我不當」,並勸林彪「你也不要當」。周恩來還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了話,要他們向中央做檢討。他們所在組的會議簡報未能發出就被收回。來得遲的黃永勝見勢不妙,立即銷毀了他按林彪旨意準備的發言稿。王洪文則趁機轉舵,把準備好的發言稿改換成批判陳伯達「天才論」的內容。林彪精心策劃的設「國家主席」的計劃,終於被毛澤東挫敗了。從此,林彪和毛澤東之間的裂痕日益擴大。林彪早先把兒子林立果派到空軍司令部黨委辦公室當秘書,這時二十六歲的林立果已被吳法憲提拔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聯合艦隊」已經組成,「五七一工程」(林立果對江騰蛟等所說的原話,據他自己解釋,是「武裝起義」的代號) 亦已準備就緒,可以發揮作用了。
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林彪認為自己與毛澤東攤牌的時機已經到來。九月八日,林彪用紅鉛筆寫下了他的武裝政變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林立果與同夥研究決定了三條對付毛澤東所坐專列火車的辦法:「一是用火焰噴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車;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徑的改裝高射炮,平射火車;三是讓王維國乘B-52接見時,帶上手槍在車上動手。」所謂B-52,自然是林立果及其同夥為毛起的代號。可惜,毛的專列從杭州經上海回北京時,只在上海和南京停了很短時間,林立果們所預料的毛會在上海停留多日的機會完全落空,這使林彪父子懊喪萬分,只好倉皇出逃,落了個一命嗚呼!
「九一三事件」後,我頭上這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就不揭自脫了。
文化大革命對於執政黨和中國廣大人民都是一場浩劫。中共「八大」所選出的中央委員百分之八十四都被撤換,不少人都遭難死去,部分人陷入牢獄之災。廣大群眾則淪於兩派武鬥之中。葉劍英元帥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的講話中曾經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全國人口九分之一,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這一論斷具有極其重要的權威性,也最清楚不過地揭示了文革殘酷暴虐的性質,永遠值得人們牢記和深思。
(作者是北京大學終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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