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權力的分配與競爭 (韓少功)

現在看來,從「文革學」一開始,有些左翼和有些右翼人士就像是一個趔趄的連體人,栽進了同一個坑。
這是指他們對社會的總體性判斷。隨意在互聯網搜索一下,便可發現文革的辯護者們最愛做的事,一是憶「平等」,二是憶「反腐」—其實反腐是平等的另一面,兩條可歸結為一條。在另一種聲音裏,文革的痛恨者們無不斥責「平均主義」,其實是指「平等」的超強版,或是對「平等」一種貶義的別稱。在這裏,雙方同於事實判斷,大體上確認了當年的一種「平」。差別僅在於價值判斷:有人願意用褒義,說「平等」最為可愛,洋溢社會主義的溫暖;有人願意用貶義,說「平均主義」太可惡,窒息了市場與資本。
這個雙頭的連體人說錯了什麼嗎?
很多西方學者也公認「毛澤東是個平等主義者」(伊文思(Richard Evans)語),算得上這個連體人的強大外援。他們的依據想必是這樣:在紅色中國的城鎮,人們確實工資差別不大,住房差別不大,伙食差別不大,糧票、布票、油票、糖票、肥皂票、餅乾票等都是見人一份,不論級別和地位,只看年齡和工種,比如城鎮居民在大米產區的月供口糧,幹部一律二十四斤,中學生一律三十斤,大學生一律三十五斤……「階級敵人」也莫不如此。這難道不是「平等」或「平均主義」?在我印象中,至少在相當一段時間裏(一九六○年前),留聲機、照相機、進口奶粉、香水、寵物、鋼琴這一類奢侈品,更多出現在歸僑、知識分子、資方留用人員的家裏。在我生長的城市(湖南長沙),四座最好的新建別墅都分配給了知名作家,比省委書記和省長的住房要氣派得多。在「保留工資」的政策下,當時京劇演員周信芳月薪一千七百六十元,其同行馬連良的月薪一千七百元,上海建華毛紡織廠廠長王介元月薪一千六百七十六元……均超過國家領袖們數倍。(見陳明遠《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文匯出版社,二○○六年。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和其他資料,國家領袖最高月薪定為五百六十元,實際上後來還經歷兩次減薪。)

平均主義與階級鬥爭
不過,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人們把目光從物質形態移開,投向人的尊嚴、快樂、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權利等,把物質的人還原為全面的人,就不難發現「平等」或「平均主義」的說辭大打折扣,幾乎不堪一擊。從一九六二年重提「階級鬥爭」,到一九六三年各個領域奉令貫徹「階級路線」,包括教育部通知各地強化招生過程中的「政治審查標準」,「對於思想反動而屢教不改的學生一律不得錄取」……社會上的政治空氣驟然緊張。至少在人們的理解中,「階級鬥爭」就是這麼回事:人分三六九等,出身與門第備受關切,清查與排序密鑼緊鼓,「平等」成了不同層級的排他式俱樂部。大家謹言慎行,看人的目光冷暖隨時調整,交友的表情多制式準備,顯示出一個等級制結構正赫然形成:
最高層,是所謂「可以依靠」的紅色群體,包括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等。
中間層,是所謂「可以團結」的粉色群體,包括中農、手工業者等。
較低層,是所謂「可以爭取」的灰色群體,包括一般工商業者、知識分子等。
最低層,是所謂必須剝奪、打擊、限制、改造的黑色群體,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戴帽右派——摘帽右派其實也好不了多少。這一層次俗稱「黑五類」或「四類分子」(若把右派分子排除)。
暫且不論城鄉差別,在這個粗略框架之下,當然還可細分,比如黑色群體裏還有「殺、關、管」的深黑和最黑,指被槍斃、被判刑、被管制者及其親屬;紅色群體中也有「大院裏的(黨政官員)」與「巷子裏的(老百姓)」……其重要差異大家心知肚明。
「反革命分子」則是一個彈性極大的大口袋,便於把任何搗亂者打入其中,顯示出等級制的動態性,即「左」、「中」、「右」的現實表現隨機分檔。公眾對此心領神會。換句話說,紅色、粉色、灰色人物都有向下流動的可能,一不小心也可滑入這個大口袋,構成黑色群體一個可觀的增量。

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

紅衛兵興起初期的這一流行對聯,有貝子、貝勒踢館鬧場的口氣,有龍種鳳胎邁開八字步的自得,把血統炫耀到囂張的程度—在高層後來改口切割它之前,把它變得可做而不可說之前,可說但不可公開大聲說之前,它幾乎得到紅色群體(特別是大紅和深紅)的普遍歡迎,也得到陳伯達、江青、康生、關鋒等政治操盤者的公開支持。即便後來改口切割了,批判這一對聯最力的中學生遇羅克還是被處以死刑,並不使人們感到意外。
在那一聲槍響裏,可有什麼「平等」或「平均主義」?在那個人們神經緊繃的日日夜夜,黑色乃至灰色人群是被「平等」或「平均主義」地戴了高帽、掛了黑牌、剃了陰陽頭然後飽受拳打腳踢?他們是「平等」或「平均主義」地去掃廁所、掏陰溝、上勞改工地以接受永遠的贖罪?他們是「平等」或「平均主義」地離婚、自殺、逃亡、下獄、突發精神病?……回到前面的議題,那個從左右不同角度確認的一份「平」,作為正反兩方辯論的前提約定,難道一開始不就是嚴重虛構?
或者說,除了工資和糧票,人們的尊嚴、快樂、自由度、安全感、政治權利的分配就不算什麼大事,從來不入唯物主義者的法眼?
或者說,「階級」一類從來就只有經濟學意義,社會觀察者只可牽掛一些關於糧票和工資的指標?

特定條件下最大利益分配
權力等級制當然也沒有素食風格,不會與物質生活絕緣。事實上,貫徹「階級路線」伊始,每個等級便有了相應的影子價格,透出了暖烘烘的人間烟火味。黨員、官職、大學、好房子、招工機會、提拔可能性、接觸內部檔的資格、旅行首都的住宿介紹信……這些稀缺資源都是權力優待席,與低等級賤民沒關係。平均分配雖在糧票、工資一類事宜上有所延續,但往深裏看,往細裏看,特別是朝基本生存線以上看,它已被等級制迅速侵蝕,一步步趨於瓦解。至少自六十年代始,好烟、好酒、好補品、好衣料、好房子就更多出現在當權者那裏了,合法的「特供品」、「特供店」也浮出水面,「特供」花樣不斷翻新。這一類腐敗和特權的形迹,在《楊尚昆日記》(上、下冊)中也曾有所記載。到一九七二年後,「走後門」行賄之風大盛,人們提着大包小包想走錯門也難,連街頭巷尾的老太婆都明白這裏的潛規則。在很多人那裏,女兒嫁一個黑色甚至灰色人員猶天塌之禍,哪怕那小子品貌出眾才高八斗,也等於少女自毀前程,累及全家,常鬧得父母要死要活—候補丈母娘們火眼金睛,總是比理論家更明白「平等」的奧秘。
情色資源分配總是最靈敏的社會風向標。
平等或公平—人類夢寐以求的目標,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價值核心。馬克思一直相信可以通過取消財產私有制來實現平等,但他可能沒想到,中國在做到這一點以後,在法律和政策意義上的財產私有制確實消失以後,情況卻未可樂觀。驕橫的財主沒有了,霸道的政治新貴取而代之。高利貸沒有了,孝敬長官的紅包取而代之。紅燈區買春沒有了,爭取入黨或提幹的性交易取而代之。製幻毒品和跳大神沒有了,狂熱效忠領袖的死去活來取而代之。爭奪遺產的兄弟仇殺沒有了,意在自保的親人告密取而代之。把一隻股票炒出天價的商業投機沒有了,被打擊內奸、叛徒、邪惡敵人等各種鬥爭中的搶頭功和露大臉取而代之。比珠寶、比田莊的「拼爹」沒有了,看誰家爹媽位高官大的「拼爹」取而代之……人們仍然面臨着一個問題社會,而且是一片過於陌生的世相,差不多是歷史中一大疑難雜症。
顯然,要辨識這一疑難雜症,僅着眼於物質分配「平等」與否已遠遠不夠。就物質分配而言,這裏的平等說無也有;就權力分配而言,這裏的不平等說少也多。唯物主義者們遇到了不那麼「物」的問題。在這裏,看不到人和利益的多面性,看不到權力分配是特定條件下最大的利益分配,便很可能誇大文革的非理性一面,只當成是幾億小瘋子的胡鬧—這是一種最為懶惰的解釋,卻不會給讀者增加任何智慧。

是逐利者,不是精神病例
只有在這種舊眼光、舊思維、舊方法之下,文革中大多數紛亂既與利益無關(不涉及工資和利潤),也與信仰無關(有拆廟毀寺的宗教之難),因此才可能是一堆精神病案例,超出了常識理解的邊界。
這些觀察者恰恰忘了,攀比與競爭是人性基本面之一。當人們的利益被一種平等分配體制鎖定,當任何人都不可能在財產私有制取消後思富和求富,大富和暴富,誇富和炫富,新的「利益」便登場了,或說開始突顯—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不過是新的麵包,隱秘的利潤和股權,同樣能引起斤斤計較。當唯物主義者們挾「上帝死了」的時代大勢,在高歌猛進的科學潮流下唾棄宗教,那也不過是關閉另一扇求富之門—天堂、地獄、六道輪迴、因果報應之類,作為宗教所許諾的彼岸獎罰,相當於麵包的期權,亡靈的保險受益資格。事情到了這一步,當生前與死後的利益都不容異動,那麼新的「利益」便是唯一的利益。換句話說,唯政治榮譽、政治安全、政治地位、政治權力構成市場流動性,公眾勢必趨之若鶩。天下熙熙,皆為政治來;天下攘攘,皆為政治往。文革的熙熙和攘攘有何難以理解?
如果說逐利,這當然是一種非物態的逐利。如果說利益最大化,這當然是一種非物態的利益最大化—至少在政治權益可兌換成物質實惠前是這樣。我們有什麼理由採取雙重標準,把這一些再尋常和再務實不過的逐利者,看作一大群瘋子?我們有什麼理由對逐利這一最基本的人權和最普世的生物性大驚小怪,然後對自己的逐利業績倒是津津樂道?

把文革還原為常情和常識
這事其實早已不算新鮮。法國學者鮑德利亞((Jean Baudrillard)敏銳觀察到非物態的利益。比如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中,他認為所謂「現代」是以工業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霸權上升為特徵的生產時代,而所謂「後現代」則是一個由符號、代碼和模型控制的模擬時代。在後一種處境裏,消費實際上已變成了「符號化物品」、「符號化服務」的「意義消費」。另一個法國學者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沒走得這麼遠,仍十分重視物質和經濟,但也對「文化權力」和「符號資本」備加關切。他們的思想焦點從物質移向精神,從實體移向符號,從生理需求移向心理需求,從使用價值移向意義價值。這當然較容易解釋名牌汽車、名牌襯衫、名牌手袋、名牌月餅一類現象,解釋為何有些人哭着喊着就是「不要最對的,偏要最貴的」,解釋這些人大舉砸錢買下一堆精美包裝所帶來的體面感、愉悅感、階層認同感等,可能「比現實更現實」(鮑德利亞語),比利益更像利益—據說這就是後現代社會的新法則。
非物態利益並非後現代專利,與經濟發達和物質富裕並不構成唯一關聯。在物質短缺的年月,魯迅小說中的阿Q與王胡早就開始計較面子,計較一個咬蝨子的響亮度,為此一決高下大打出手。肥大蝨子所引起的榮耀之爭,一場窮光蛋之間展開的心理侵佔和精神屠殺,在這裏也是「比現實更現實」。在利益凍結的時代,因種種特定條件,文革也可以成為一個符號的大產地、大賣場、大股市—別無選擇的民眾心理需求悉數匯集於此,猶如過量的現金流入市,推動了一波又一波山呼海嘯的追漲殺跌,使各種政治符號(榮譽、安全、地位、權力)的價位不斷飊升。這些符號若虛若實,不像物質財富那樣看得見,摸得着,容易算計,讓經濟學家們用不上方程式和微積分,但它們構成了當事人最真切的日常感受,同樣是可以佔有的、流轉的、儲備的、剝奪的、對沖的、炒作的、分配的、壟斷的、繼承的、價位波動的……一個人只要稍有想像力,幾乎可把經濟學的全部用語掄上來,用於這個符號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得出權力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系列恰當描述。
這是理解文革的一種新視角,也是把文革從神劇還原為常情和常識的重新起步。

(作者是中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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