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五十 天高月明:《明報月刊》半世紀的豐碑歷程(林泉忠、洪鑫誠)

當提筆要寫這篇講述「明月五十年」的文章時,壓力甚大,一來自是視為一份值得珍視的榮譽,二來自覺才疏學淺,並無足夠的信心將這橫跨半個世紀、在現代華人文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明報月刊史」說得清、道得盡。
而在綜覽月刊五十年總目錄之後,筆者彷彿當即被捲入一條歷史長河,面對這包羅萬象而充滿厚重之人、事痕跡的歷史畫卷,更覺肩挑重擔,亦不知從何說起,故遲遲未能落筆,只得暫且依時間序列做些歸納與整理的基礎作業,嘗試勾勒這本長達半世紀刊物的光輝歷程與其獨特的風格特徵。
然而這種宏觀的、資料分析式的方法,或許能求「全面系統」,但恰恰少了《明報月刊》那有血有肉的人文情調,以及飽滿可讀的故事性。
於是筆者決定親赴溫哥華與香港,訪問兩位執掌《明報月刊》總計超過三十載的前任總編輯胡菊人先生及現任總編輯潘耀明先生,以充實內容,從而使跨度漫長的歷史,因融入生動的背景故事與親歷者的情感記憶而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加之相繼拜讀距今較近的四十周年、五百期與四十五周年等數次具歷史意義的重要誌慶特輯,以及今年一二月份已領銜推出的眾多位與《明報月刊》淵源深厚的作者大家給五十周年的紀念手筆後,本文才開始有了初步的方向。
如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筆者總算對撰寫本文有了一定的信心。也正是從那字裏行間豐盈的文化中國人的家國情懷、純真理想與惺惺相惜之中,恰如重新認識了這本歷經半世紀、享譽海內外的傳奇華文雜誌,這賦予筆者莫大的勇氣與使命感,得以盡己所能做好身為《明報月刊》作者的本分—用文字豐富她,回饋她,留住她。

超越時空的創刊誓言
一九六六年是改變中國命運、影響巨大而深遠的重要一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掀開序幕,中國人民與社會遭遇腥風血雨的歷史衝擊,而綿延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旋即成為「革命對象」,面臨前所未有的浩劫。同年,以傳承中國文化為志向的《明報月刊》在「沒有文革」的英屬殖民地香港「意外地」誕生了。以新派武俠小說而聞名於世的查良鏞(金庸)先生,正是用了俠氣十足的氣概,立起了這座孤懸海外卻傲然挺立的中國文化「藏經閣」。
十年前,《明報月刊》迎來四十周年之際,作為創辦人兼首任總編輯的查良鏞先生寫下了當年《拼了命出版〈明月〉》的志氣:

當年下決心出版這本雜誌的時候,我是決定把性命送在這刊物上的。當時心裏只念着這句話:「人總是要死的,為了中國文化而死,做個讀書人,心安理得。」
出版《明報月刊》,我們的決心是「和文化大革命對着幹」……我們一生是在中國文化中活過來的。革中國文化之命,除其糟粕,我們贊成;但要徹底乾淨地破除中國文化,我們就不贊成了。我們決不能放棄中國幾千年的傳統……。

倘若這是查先生捍衛中華文化的莊嚴誓言,那麼《明報月刊》的《發刊詞》,則代表了查先生和月刊先驅以文字傳承中華文化的實踐準則:

這是一本以文化、學術、思想為主的刊物。編輯方針嚴格遵守「獨立、自由、寬容」的信條,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們都樂於刊登。對於任何學派、任何信仰的意見,我們都決不偏袒或歧視。本刊可以探討政治理論、研究政治制度、評論各種政策,但我們決不作任何國家、政黨、團體、或個人的傳聲筒。我們堅信一個原則:只有獨立的意見,才有它的尊嚴和價值。

這篇傳誦至今的《發刊詞》,拉開了一九六六年一月《明報月刊》創刊號的帷幕。翻開年過半百的第一期,思想、學術、人物、遊記、傳記、彩色插頁共六個欄目十六項的內容,隨即映入眼簾。其中包括陳完如先生撰寫的《海外需要一本思想性的刊物》,姜敬寬先生和金庸先生合著的《橋和路》,此外也刊載了近代重要教育家蔣夢麟先生自傳《西潮》以及蘇東坡、吳歷等中國歷史文化名人所作之珍貴歷史作品彩色插頁。
不難看出,創刊號的欄目編排及原創、選刊內容,本身已是對發刊詞所述理念的確實詮釋。一期一百零一頁的月刊,涵蓋與中國密切相關的思想、學術、人物、歷史以及傳統文化精品,既有前沿銳評,也有前人名著,如此活潑,又如此厚重,正是中華文化應有的、繼往開來的精神面貌。
在一九六六年至二○一六年的六百多期《明報月刊》目錄中徜徉日久,筆者不禁感慨,五十年的「明報月刊史」,堪稱是一部「『始於文革、脫於文革』的兩岸四地現代史」,也是一部「以中華文化為媒介的海內外中國文人史」。

「始於文革、脫於文革」
一九六六年二月發行的《明報月刊》第二期便設置了「當代問題研究」欄目,除了彰顯維護傳統文化的精神,也表現出對中國與華人社會現狀與前途的關懷。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對時事的關注與評論顯著增加,此後數十年間,凡兩岸四地社會發生的歷史性重要事件,《明報月刊》從未缺席。記錄重要歷史時間點、人物的特輯、專題延綿不斷,涵蓋面之廣,無與倫比。同時對於中國古代、近現代史中的關鍵人物、事件,也常以特輯、專題、專文等形式以表紀念,並作具時代意義的反思。人物如杜甫、曹禺、錢鍾書、巴金、冰心、李翰祥、胡金銓、楊絳、高行健等古今文化名人;兩岸三地政治領袖如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蔣經國、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彭定康、董建華、曾蔭權等;諾貝爾獎得主如達賴喇嘛、高行健、劉曉波、高錕、莫言、屠呦呦等;以及事件如五四、抗戰、文革、六七暴動、保釣、改革開放、「六四」、香港回歸、台灣民主化、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運動等,這影響兩岸三地的近現代進程,並涵蓋整個大中華文化圈的重大歷史,都有《明報月刊》的身影。
正如《明報月刊》現任社長張曉卿先生在創刊四十周年致辭時所說:

《明報月刊》在中國大地的南端,義無反顧地生長,數十年如一日地發出正直的、有益於中國健康與發展的聲音,並在全球華人社會的範圍內產生廣泛的、良性的影響,成為全球華人和知識精英廣泛參與和公認的學術性、思想性、文化性刊物,更成為世界各地關心中華文化的華人喜愛的公共精神空間。

如今翻開二○一六年的《明報月刊》,想必老讀者們仍能感受到熟悉的、一脈相承的、對中國命運與社會變遷的關切及對傳承中華文化的執着,繼續關心與思考兩岸四地之間的微妙關係與海外華人世界的當下與未來。

把握時代脈絡的專題特輯
曾促使查良鏞先生決心「拼了命」辦《明報月刊》的文革終於在經歷了十年浩劫後逐漸趨於浪靜,而「始於文革」的《明報月刊》轉眼已昂首走過五十年的風風雨雨,其「脫於文革」而踏出的每一個腳步,比比皆是文化超於政治的時代寫照。
自從九十年代開始,《明報月刊》出現了許多新欄目,這是時任總編輯潘耀明先生接手之後的一大變化。他坦承:「到我的時期,整個形勢改變,很多同類雜誌競爭,當時我自己把《明報月刊》定調為『泛文化性雜誌』,不是純文化的,是讀者關心的政治時事社會經濟,我們都會去探討,但以文化角度探討,有深度的採討……一九六六年那批讀者開始老了,所以我開始加強知識性,比如醫藥保健、科學新知,甚至我曾經和《明報》一起買下刊登的《國家地理雜誌》,其中關於地理知識的由《明報月刊》刊登。希望引起年輕人的興趣。」
此外,潘先生也提到:「我九一年接管,才有特輯和專題,之前只是重大事件才有。」談到這一延續至今的版面調整,潘先生指出:「特輯,會系統性、資料性強一些,做一些偏重時效性的報紙和周刊都做不到的事情,這是月刊的特色。」
話說回來,即便作為對時效需求較小的月刊,《明報月刊》卻十分擅長把握時代的脈動。借用南加大教授張錯的話:「《明月》能夠每期以特輯與專題方式去處理一些當今議題,看得出編者們全面投入、義無反顧的心思心血,把大眾關心的時事思潮整理出來,每月刊出都能先聲奪人,令人注目。」(本刊二○○六年二月號)
對此,潘先生在訪談中特別以有關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的特輯為例:「那時,大家開始關心身邊的問題,對香港時事比較關注,因為牽涉到一國兩制。以前較關注中國時事,因為九七將至,人們將注意力放在香港,那時我做了幾個特輯,我自己認為做得好的、查先生也肯定過的,就是一九九三年一月號做的『中港關係展望』特輯,很成功:我邀請時任港督彭定康寫,也邀請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寫,還邀請各個政黨主要的人寫,綜合這些不同階層的政要政黨意見。在過去或後來,都未試過有雜誌和報紙,可以同時出現張浚生和彭定康。查先生也很高興,他說:『很難得你們可以把兩人放在一起。』」
寥寥數語,道出了《明報月刊》給特輯、專題組稿背後的邏輯。而這種組稿的風格,也隨着潘先生的長期執掌,一直延續至今。筆者有幸多次參與專輯的組稿與撰稿,對特輯的時事針對性、評論專業性及政治主張的包容性深有感觸。
《明報月刊》在自身的重要歷史時刻也都會有相應的形式來紀念。從一九七四年四月的百期紀念,到二○○七年十月的五百期誌慶,再到今年的五十大慶,歷次周年紀念活動,除了邀請名人大家撰寫紀念稿之外,也時有舉辦紀念酒會、研討會等文化活動。對明報月刊而言,這既是對自身堅持辦刊歷程的記錄與鼓舞,也提供了海內外「明月人」一起總結、重逢、反思、展望的文化空間。
時間和歷史早已印證了「明月人」的信念:轟動如文革、「六四」的政治運動是不會持久的,而中國文化卻經得起考驗,能夠歷久彌新。

海外文化中國人的舞台
查良鏞先生在「發刊詞」還開宗明義地點出了《明報月刊》與華裔文化人的關係:

華裔學人散處全世界各地。在相互的通訊之中,許多人表達了一個共同的要求:希望有一本獨立的、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來發表大家的意見,交流朋友們的感想和看法;也希望這本刊物能客觀地報道各地華人社會的真實情況,不要作任何偏袒的或惡意的宣傳。

如諸位所見,《明報月刊》五十年來,在華文文化圈中擔當了這麼一個不可取代的角色。除了創刊伊始就有不少重量級人物加持之外,《明月》得以啟航和成長也與香港在華人世界中特有的自由環境密不可分。一九九七年前,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諷刺地卻享有大陸和台灣沒有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及思想領域的自由。
一九六八年入主《明月》的胡菊人先生便對此有貼切的感慨:「中國文化正面臨絕滅的危險,而《明報月刊》適於此時面世,又慶幸香港當時是英人統治的地區,使我們能夠自由辦刊物,為中華文化說話,這是一個既悲哀中國之沉淪而又慶幸香港的自由的機會。」
而這種難得的自由環境,在眾多先輩賢達的善用下,在九十年代中台灣實現政治民主化之前,使得《明報月刊》成為兩岸三地幾乎獨一無二的思想、文化之窗。在胡先生受訪時,胡太太胡劉美美女士亦特別作了補充:「《明報月刊》創刊之後,對月刊的關注,不單是香港的,而是全球的。我認為是跟當時的歷史機緣有關。當時中國開始發生文革,是封閉的。台灣方面是戒嚴時期,對言論有管制。剛好這個時候,英國政府沒有管制香港的言論。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全世界華人都在看中國的變化,休戚與共,非常關注,剛好在這個時期,出了這份雜誌,其使命是肯定中國文化,堅定不移的,追求民主自由。這份刊物在這個機緣下,吸納了很多有識之士。而當時香港有許多南來的知識分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可以說,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逆境時,大家有種關切,變成這些作者是世界各地的,在美國、歐洲的華人都會來稿。這是歷史的機緣,剛好有這個環境,剛好有這份雜誌,剛好有這班知識分子,就造就這份雜誌。」
長期往來香港的台灣作家龍應台女士對《明報月刊》的這種「開窗」的角色深有感觸,她從自己在台灣戒嚴時代「偷看」《明報月刊》的親身經驗談起,感慨香港「從前曾是台灣的窗口,現在仍是大陸的窗口」。她更不避諱在香港與大家分享一個曾困擾良久的疑問:「在這樣一個缺思想、缺文化、缺對於知識的激情的城市,為什麼偏偏在這裏會有《明報月刊》這樣的刊物?」後來她想通了,因為「香港是一個舞台,舞台亮了,可是她的觀眾席,其實不只是在香港,她的觀眾席在中國大陸、在台灣、在馬來西亞,甚至整個華文世界。她的舞台非常小,在舞台邊的觀眾也很少;但她的光,她在舞台上的光彩,照亮了整個華文世界。」(本刊二○○六年四月號)

文化「漂泊者」寄託的故鄉
更難能可貴的是,《明報月刊》這個獨特的舞台,不單單是許多影響力極大的華人文化菁英著作的「先發陣地」,更接納了一眾關心中國命運的「漂泊者」。
余英時先生在二○一四年四月為紀念其因《明月》相知的「知己」董橋先生退休,發表《跋—為董橋兄榮休作》,其中寫道:

現在我要鄭重指出:如果不是由於董橋兄的同情理解並提供了《明報月刊》的大量篇幅,我的陳寅恪研究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發展出後來的規模而迅速地傳入中國大陸。第二例是一九八五年董橋兄為《明報月刊》設計了一個「中國情懷」專頁,堅邀我參加一份,於是而有《「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之作。這是我用全副文化情感寫出來的文字,至今記憶猶新。很顯然地,「中國情懷」四個字激活了我深埋心底的文化情感,所以後來編集時,特標《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之名。(《蘋果日報》,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台灣籍作家陳若曦,一九六六年隨丈夫前往大陸定居。一九七三年「逃出生天」,來到香港申請加拿大簽證,其當年震撼海內外華語文壇的代表作《尹縣長》也是在《明報月刊》首發的。於愛荷華大學創辦「國際寫作計劃」的著名作家聶華苓更坦言:「《明報月刊》拔刀相助,拯救了我的文學生涯」,稱在那個年代,「《明報月刊》是海峽兩岸唯一刊登聶華苓文章的刊物。」近年,大陸歷史學者章立凡在講述自己失去言論空間之後的作品「月下流亡」中,也感念「明月有情常照我」。旅美著名學者、作家劉再復教授以「漂泊思想者之幸」來形容《明月》的存在,十分貼切,令人動容。著名人文學者李歐梵則在今年一月號的五十周年特輯獻出《我的告白》,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明月》是一個海外知識分子『想像社團』的符號,因為有了它,像我這種流浪在美國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海外華人有一種文化上的歸屬感。」
誠然,隨着台灣政治民主轉型的成功,香港不再是那個唯一自由的文化之窗;而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社會的創作空間也大為擴展,在此兩岸三地華人社會的急速變遷中,歷史賦予《明報月刊》的使命亦與時俱進。但這種由前仆後繼的海內外華人文化菁英與默默支持的讀者共同維護和延續的,一脈相承的情懷與格調,早已融入《明月》的血脈中,不為外力所撼動。白先勇先生說:「數十年來一直是這本雜誌的忠實讀者,也算是《明月》的撰稿者,當然愛護這本雜誌。」毋庸置疑,相信許許多多的「明月人」都必有同感。
五十年來,《明報月刊》既是海內外華人的共同文化載體與交流平台,又見證了當代華人文化菁英在不同的時空下對中國文化精神的思考、實踐與創新,名副其實是一部「以中華文化為媒介的海外中國文人史」。

走過「歷史走廊」的兼容並蓄
提筆至此,筆者不期然有種穿過時空隧道的隔世之感。《明報月刊》屹立五十年,多虧歷代總編輯查良鏞(一九六六年一月至一九六八年五月,一九八○年一、二月)、胡菊人(一九六八年六月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董橋(一九八○年三月至一九八六年十月)、張健波(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九年五月)、古德明(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一九九一年二月)、邱立本(一九九五年四月至一九九六年十月)、古兆申(筆名古蒼悟,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八年一月)、潘耀明(一九九一年五月至一九九五年三月,一九九八年二月至今)諸位賢人的智慧與堅持,以及各個時期編輯部同仁付出的心血。
潘先生在迎來四十周年之際,語重心長地寫道:

我曾說過,《明報月刊》是打從歷史走廊穿行過來的。「歷史走廊」不是「歷史大道」,更不是金光大道,遠非那麼平坦、風光。走廊的兩側屹立的是巉岩峭壁,中間可行的路其實是一條夾縫。歷史正是從夾縫中走過來,一面尋找,一面掙扎奮鬥。《明月》的行進狀態,也是如此。

對於立命非凡、定位超然的《明報月刊》來說,這條「歷史走廊」,究竟是如何走過的?筆者以為《明月》之所以經久不衰,主因是在變動的歷史情境及艱難的社會現實之下難能可貴地取得了三種微妙的平衡。
其一,《明報月刊》自創刊以來便堅持獨立的文人風骨,在政治上秉持價值中立的取向,與掌權者保持距離,歷任總編輯均嚴守此一原則。正如胡菊人先生所言:「凡是好文章就刊登。其實很難說是否反共,或是屬於國民黨共產黨,我們沒什麼黨派的意見,只有對或是不對。」訪談期間,筆者多次問胡先生辦刊、擇稿的標準以及特輯組稿的原則,但始終只有「文章好、有道理就刊登」這樣言簡意賅的回答,足見其心中一貫堅持的準繩。
而潘先生則以四十周年時舉辦的「建構價值中立的文化空間」切入:「我覺得文化是最長久的,所以這是我們提倡的。我們是不黨不私,秉持金庸的創刊理念,所以我們策劃社會時事類,都是很包容的,即各種不同觀點兼收並蓄。我常說,政治是此一時彼一時,政治是短暫的,文化是永恆的,這是我個人堅持的理念。」正是由於《明報月刊》苦心構築並堅守此一價值中立的文化空間,才能在過去半個世紀風起雲湧的動盪年代成為「漂泊思想者之幸」,不僅挽救了諸多影響深遠的佳作精品,並始終維持高水準的思想匯聚與碰撞,在資訊爆炸的二十一世紀留住一泓清泉。
曾引領《明月》走過六個多年頭的董橋先生如今感慨:「《明報月刊》五十歲,依舊那麼傳統,依舊那麼乾淨,依舊那麼秀氣。」(本刊二○一六年二月號)不忘初衷、始終如一,正是《明報月刊》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精神所在。也正因為《明報月刊》秉持兼收並蓄、不偏不倚的辦刊精神,也因此獲得海內外文化圈的高度肯定與推崇。
其二,立於香港的《明報月刊》,以整個文化中國為重心,並兼顧全球視野,在「本土」與「國際」之間成功取得平衡。早年的《明月》本着為中國文化立命的苦行僧之志,在中國傳統文化遭遇危機的艱難歲月裏勇敢啟航,其後則逐漸重視香港的本土議題及香港與大中華圈的關係,繼而將關懷的維度進一步拓展至全球範圍,且三者環環相扣,相得益彰。
今日《明報月刊》所關注的主要區域範圍,仍然以兩岸四地為主,涵蓋所有華人社會。於九十年代開始製作、影響頗廣的欄目「傑出華人系列」,深入訪問世界各地出色的華人,印證了與華人世界唇齒相依、息息相關的共生關係。而由於編輯部設在香港的關係,自九十年代後香港本地視角的專題明顯增加,「港人治港 誰是港人」(一九九二年四月號)、「中港關係展望」(一九九三年一月號)、「回歸十五年大檢討」(二○一二年七月號)、「特首選舉多面看」(二○一四年四月號)等是其中數例。然而,其「本土化」並沒有走過頭,具有相當開闊的華人世界與全球視野。
《明報月刊》因為中國文化立命,而吸引海內外名家紛紛支持愛護,贏得異口同聲的美譽;也因與香港土壤相互滋養,成為香港的文化品牌,也為世界貢獻香港的在地文化精華。而「放眼世界」的視野,使得《明月》從早先的「讓世界看中國的窗口」,拓展至「讓香港看世界的窗口」,一併演繹了中華文化的兼收並蓄,尤為難得。這也是為什麼金耀基先生會對《明月》作如此分析:「有香港味、中國情調,又有世界氣氛」吧!

市場式微下逆流而上
其三,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儘管也必須面對雜誌繼續生存的現實問題,在名家的支持和愛護下,《明月》艱難地取得了「微妙」的平衡。
張曉卿說:「《明報月刊》是一份不以牟利為目的的刊物。事實上,她一直經受着巨大的經濟壓力……」林青霞女士也在今年二月號的紀念特輯中,提及自己擔心《明月》這樣一本廣告不多的高水準雜誌,能否經得起經濟壓力。事實上這是眾多關心《明月》者的同一件心事。從不少忠實作者、讀者的來稿中都能讀出大家對當今時代物質膨脹和文化衰退的隱憂,大家對《明月》充滿獨守淨土的期待,又偶有憂愁這文化空間能否敵得過物欲橫流。
於紐約大學主修出版管理和雜誌學的潘先生,在《明月》銷路不佳的艱難時期,得到查良鏞先生的青睞,除了接手總編輯一職,並兼任總經理,兼管經營。「當時查先生覺得,希望在市場與文化之間取得平衡,所以要我管營業部」,潘先生在訪談中,講述了他獲查良鏞先生委以重任的往事。其中查先生及後來入主明報集團的張曉卿先生都不約而同主張,寧可容忍《明月》虧本仍堅持繼續發行的立場,潘先生記憶猶新。
他語帶敬意地追溯與查先生的一段對話,當潘先生問到為什麼要辦一本虧本的雜誌時,查先生答到:「你知不知道,《明報月刊》是明報集團的品牌,是給明報穿的一件名牌西裝。文化是無形的財產。」至今一幹二十多年,潘先生仍相信:「無形財產比有形財產更有價值,這是查先生的智慧。」他說:「好多人覺得虧本就是虧本,但沒多少人明白箇中的微妙關係。我相信張曉卿先生也都有這個想法,有文化理念。」或許也正因為三位智者的共同信念,《明月》得以延續至今。
事實上,《明月》向市場邁出的每一步都十分審慎,從不捨本逐末,亦不隨波逐流。曾任《明月》總編的邱立本先生則稱「《明月》堅持搜索那些飄遠了的人文價值……而且是香港在文化資產負債表上的亮點。」(本刊二○○六年一月號)他以文化永恆的影響力為據,結合今日全球炙手可熱的創意經濟展開論述,指出《明報月刊》作為全球華人的文化感情基地,具有開拓更多創意空間,轉化成巨大價值與文化軟實力的潛力。

刻在中華文化史上的豐碑
誠如聶華苓女士所說:「潘耀明編輯的《明報月刊》,在風平浪靜中,如魚得水。新鮮的風格,自由的氣息,創新的內容。他不斷『玩』花樣。但有一個不變的原則:絕不招搖,嘩眾取寵。」(本刊二○○六年一月號)
的確,從「歷史走廊」中披荊斬棘而來,萬變不離其宗的《明報月刊》,或許已經不再是對商業邏輯的純粹抗拒,反而在思考達到一種以柔克剛的、文化對市場的婉轉逆襲了。
回顧過去五十年的不朽歷程,《明報月刊》儼然成為現代華人社會文化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余英時教授在今年一月號的賀辭中,為《明月》的歷史地位作了如下的評價:「中國現代史上有三大里程碑,即《新民叢報》、《新青年》與《觀察》,第四個里程碑則非《明報月刊》莫屬。以持久的影響力而言,《明月》更是後來居上。……」
正因為《明報月刊》數十年來剛正的辦刊風格與貫徹文人的獨立精神,吸引了眾多海內外華人文化菁英的青睞,也使《明月》成為海內外華語文化圈菁英雲集的重要平台。作者群中不乏大家的加持,以顧問群為例,就已包括了王蒙、王德威、白先勇、李焯芬、李澤厚、李歐梵、余光中、余英時、杜維明、金耀基、馬悅然、黃永玉、瘂弦、鄭愁予、劉再復、劉紹銘、戴天、龍應台、聶華苓、饒宗頤,(編按:特別鳴謝已故的吳冠中、柏楊、夏志清、蕭乾在世時對本刊的大力支持。)也正因為有了這些現代中華文化界閃爍巨星的愛護,使得這座現代中華文化史上不朽的豐碑更加挺立、更加堅固。
最後,筆者節錄席慕蓉贈齊邦媛老師的《一首詩的進行》,來為這篇「明月五十慶祝文章」畫上句號:

在字裏行間等待着我解讀的
原來是一封預留的書信
是來自遼遠時光裏的
一種 彷彿回音般的了解與同情

直指我心啊,天高月明
……

是否 只因為
愛與記憶,曾經無限珍惜
才讓我們至今猶得以 得以
執筆?

這是齊老師在被問到「文學是什麼」時的回答,恰與《明月》的氣質莫名地吻合。《明月》正是每個平凡的月份裏等待我們解讀的,那遼遠的時光中預留的書信啊!飽含中國文化人之間直指內心的了解與同情。願這種難得的回音與那使我們無限珍惜的對於家國文化的愛與記憶,伴隨《明報月刊》細水長流,得以在每一位作者、讀者、編者徜徉文字的漫漫長夜中,天高月明。

(林泉忠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洪鑫誠為自由作者,現就讀於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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