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月交輝 (余光中)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兩份最好的中文雜誌,一份在台灣結束,另一份在香港誕生:一脈斯文在海外默默接手,今日回顧卻有重大的意義。《文星雜誌》在台灣結束,主要是由於政治壓力,其次是由於編輯方針有了歧見。《明報月刊》在香港開始,主要也是由於文革,其次則是由於對中華文化的重認。在我的印象裏,《文星》回應了台灣的潛在讀者,而《明月》卻誕生於商業的社會,但在海外的華人社會卻吸引了廣大的讀者與作者。香港畢竟是自由港,港英政府只要推廣英文,卻不在乎中文寫些什麼,而自九七以來,「一國兩制」也在這方面有兌現。
《文星》出現在六十年代,當時台灣政治低迷,文化閉塞,反攻無望,為求與自由世界接軌,很自然嚮往西方。所以這本雜誌的論題會傾向西化,而走上現代主義的道路。白先勇在夏濟安的《文學雜誌》的鼓舞之下,與他同班同學創辦的《現代文學》,標榜的大半是沙特、卡繆、卡夫卡等西方大師。他們那班相繼留美之後,有頗長一段時間把編務交給老一輩的何欣、姚一葦與我。到了我手中,才煞住這西化快車,一連三期把於梨華、白先勇、周夢蝶放上封面,並且發放稿酬。凡此皆可旁證《文星》的作風有多西化:當時《文星》最叫座的作家正是西化論的主角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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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台灣學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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