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茫然的希望 (鄭培凱)

剛才大家提到文革始於一九六六年,同年,《明報月刊》和《盤古》在香港誕生,一九七二年,我在美國參與《抖擻》雜誌,這也是香港辦的雜誌。文革時期,不論在香港和海外,文化人對於整個中國文化以及中國前景,都感到十分焦慮。可文化人不懂做其他事,只能辦報刊發表意見。文革,實際上是中國近百年來激進向前發展的歷程中,最極端的展現,也是一個終結。從晚清發展到五四,文化人試圖突破傳統文化的封閉結構,其間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這可是生死關頭的衝擊;其後,共產黨掌權,不斷革命,把激進思潮推向極致。這一百年來,中國基本上強調的,就是富國強兵,救亡圖存,效法西方文化,以免亡國滅種。會上的前輩們都說,要反思,反思很重要,尤其是到了現在二十一世紀,我們終於有餘裕可以反思了。三五十年前,中國人連反思的意識都沒有。那時候的中國人只能急切思考,應該怎樣找一條活路。
中西傳統不同。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在文化信仰上,繼承的是血緣關係的政治社會體系,這與西方以上帝為主,絕對神聖權威是不同的。中國講倫理、講人情、講禮教、講關係,幾千年來,這個血緣意識,並沒有完全中斷。中國人講人情是有道理的,中國人沒有絕對神界的上帝,亦沒有宗教戰爭,沒有信仰的絕對化,就沒有信仰的偏執或爭執。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是同一個來源,現在為了耶和華和阿拉,不同教派卻拼個你死我活。中國卻從來都是政治掛帥的。
二十世紀初,蔡元培倡導用美育來代替宗教,是希望為中國文化精神的超越性找一條出路。我們的審美品味,文化修養的理解,本來是屬於精英階層所有,現在要慢慢教育大眾,涵養大眾。文學藝術的理解,審美的提升,與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息息相關。即使不懂藝術審美,也要懂得尊敬藝術。中國人現在富起來了,可是像土豪,沒有文化修養,沒有審美品味,也就沒有精神提升的規矩,沒有宗教儀式性的情操。這讓詩人徒感迷惘和感慨。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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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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