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六子的政治光譜:當自決、港獨進入立法會之後 (林泉忠)

香港「九七」後的政治安排,早在回歸前已經確定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運作,因此理應不會出現連中央政府都無法預測的歷史性政治事件。然而,二○一四年因「普選」問題無法軟着陸,其後北京又未能推出使香港社會趨於穩定的有效政策,令香港的政治運作一直處在高度不確定的危機中。在此時空下,北京在回歸前早已寫好的「劇本」中並不存在的戲碼一個接一個上演,讓人目不暇給。短短兩年,除了二○一四年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政府「雨傘運動」、二○一六年春節期間爆發的「旺角騷亂」、高舉「香港獨立」旗幟的「傘後」政黨的誕生之外,當然還有六位「本土自決派」青年菁英在二○一六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中高票當選一事。

「本土六子」崛起的時空背景
二○一六年立法會的選後分析,大多聚焦在勝敗以及「本土自決派」的崛起如何改變立法會的政治版圖,相對忽略了「本土六子」之間的異同。朱凱迪、劉小麗、羅冠聰、梁頌恆、鄭松泰、游蕙禎,六人的政治光譜、政策取向、策略手法等,都將成為「本土自決派」能否立足於立法會,能否在香港社會繼續擴大其政治勢力的重要變數,不可忽視。
誠然,「本土六子」之所以不約而同被列為「本土派」,彼此之間固然有許多共通之處,並構成「本土自決派」的兩大主要特徵:
其一,「本土優先」的價值取向與政策思維。「九七回歸」後,中港兩地融合迅速,一來是因CEPA等經濟政策,「中港經濟一體化」迅速成形,造成香港經濟依賴中國大陸的比重愈來愈高,壓縮了香港對大陸的議價空間。二來北京並沒有因為經濟崛起而在政治上更開放、更民主,反而在國力日益強大的背景下,對「不聽話」的香港愈來愈不耐煩,並傾向將其統治大陸的威權手法,用來應對香港的反彈,「一國兩制」白皮書、「普選八三一決定」、「銅鑼灣書店事件」,即為顯例。其間,「一國」被不斷強化,「二制」則日趨弱化,造成香港社會對維護本土文化與社會價值的危機感。三來中港之間特殊的單程證移民配額、超出負荷能力的自由行政策,以及香港、深圳兩地因市場不統一而引發的水貨等問題,也導致港人對維持原有生活空間與生活方式的擔憂。這些回歸後出現的香港「大陸化」趨勢,成為「本土主義」崛起的重要背景,「香港利益優先」遂成為這波本土運動的核心價值與訴求主軸。

香港優先與否定中共治港正當性
其二,否定中共擁有香港主權與治權的正當性。「本土派」傾向認為香港回歸後的困境或「深層次矛盾」的根源來自拒絕民主的中共體制,因此「反共」成為「本土派」的另一大共同特徵,也成為與傳統「泛民主派」區隔的重點。
傳統的「泛民」承認北京對香港的主權與治權,實際上承認了中南海握有統治香港的最高權力,包括解釋《基本法》的權威地位。然而,香港回歸以來發生了人大常委會的四次「釋法」、北京單方面發表強化「一國」超然地位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形同正式表明拒絕履行普選承諾及將「真普選」判死刑的「人大八三一決定」、露骨地干預香港的選舉等,這種強悍姿態,使「本土派」不再信任北京,同時領悟到反民主的中共是香港不斷沉淪的最大元兇,故提出制訂《香港約章》、「公投決定二○四七」、「全民制憲」等傾向否定現行《基本法》的訴求;另一方面,「本土派」也因此抨擊「泛民」的「民主回歸論」,認為「泛民」誤信了「中國在經濟進步後會走向民主」,及「中國會履行對香港民主化的承諾」。基於這種思路,「本土派」也傾向否定過去「泛民」堅持的、以「中國民主」為前提的香港民主運動方向。因此,「本土派」對每年舉辦傳統紀念「六四」的燭光晚會,態度消極。

「本土六子」立場非一致
儘管更強調「香港優先」,同時傾向與中共對決的「本土自決派」與「泛民」的區隔顯而易見,然而各黨派之間的立場並非一致。倘若將「本土六子」放在「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中港融合─香港獨立」這兩組意識形態的光譜上,彼此之間的差異就更為突出。
首先,在「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亦稱「左派─右派」這組光譜上,從「本土六子」及其所屬政黨過去各自的運動重點與政策主張中,可較清晰地分出兩大類別:相較於青年新政與熱血公民,小麗民主教室、土地正義聯盟及香港眾志較傾向西方政治意識形態中的「自由主義派」或「左派」,注重階級的平等、維護基層草根民眾的權益,同時反對官商勾結、大財團掌控香港經濟的現象。
學者出身的劉小麗於二○一四年設立「青年重奪未來」,開始參與社運,並於「雨傘運動」期間廣設「小麗民主教室」而為人所知,其政策重點放在照顧弱勢群體,包括關注小販權益、性別議題及全民退保等,因此在光譜上「自由主義」或「左派」的色彩最為濃厚;土地正義聯盟的朱凱迪則以二○○七年反對清拆皇后碼頭行動為起點,長年投身環保、文化保育、城市規劃民主化等相關議題的社會運動,批判「官、商、鄉、黑勾結」,其他具體積極參與的社運還包括菜園村事件關注行動與反高鐵運動等;香港眾志則以學運帶動社運的方式起家,因年齡關係而未能參選的秘書長黃之鋒因反國教運動崛起,勝選的主席羅冠聰則是雨傘運動的領袖之一。雖然由於年齡與學生身份的因素,參與學運以外的社會運動較少,但是在房屋、醫療、性別等政策主張則接近小麗民主教室與土地正義聯盟。

「本土六子」的「港獨」取態
另一方面,在「中港融合─香港獨立」這條軸線上,由於「本土六子」都強調「香港利益」與「中港區隔」,主張強化「香港人」意識,在身份認同上因此都不存在向「中港融合」傾斜的認同取向與政策方向。不過,就「香港獨立」議題上,青年新政與熱血公民則較為明顯地站在「支持」的立場,而小麗民主教室、土地正義聯盟及香港眾志的態度則顯得較為謹慎,僅認同「港獨」作為未來香港前途的「選項」。從此一光譜的落點而言,熱血公民與青年新政更強調「香港人」的「民族性」與(針對「中國人」的)「排他性」。相比之下,香港眾志、土地正義聯盟及小麗民主教室則對「香港人」與香港文化的定義持較為開放的態度。因此,以「本土六子」之間最大公約數的「自決」立場而言,小麗民主教室、土地正義聯盟及香港眾志可歸類為「民主自決派」,而熱血公民與青年新政則可歸類為「民族自決派」或「港獨自決派」。
眾所周知,「港獨」作為「後雨傘運動時期」浮現的新議題,時下已成為繼「普選」後,直接觸動北京敏感神經的焦點。這也是為什麼在立法會選舉報名參選期間,特區政府不尋常地要求參選人簽署「反港獨」誓約書。只是,雖然杜絕了「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等六位「港獨參選人」的參選資格,然而至少「民族自決派」的梁頌恆、游蕙禎、鄭松泰還是成功參選並獲得勝選。

當「自決」與「港獨」議題進立會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獲知「本土六子」勝選後,並未迫於部分建制派人士的建議,作出取消傾向「港獨」的「民族自決派」三位後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此舉意味着「自決」、「港獨」等超敏感議題將進入立法會的議事空間。不過,儘管「自決」、「港獨」即便堂堂正正地成為立法會討論的正式議題,但由於並非急需審議的迫切性議題,加上支持「港獨」的議員僅佔少數,立法會仍然由建制派控制的局面沒有改變,「港獨」議題恐怕猶如過去「泛民」每年提出的「平反六四」議案一樣,充其量只會停留在討論階段而不會有通過的可能。
因此,「本土自決六子」未來走向的觀察點,將會是在立法會內外刮起一陣「本土」旋風後,如何運用包括在本次選舉在內的「傘後時代」所累計的能量,在呼之欲出的「非建制派」陣營重組過程中,提高自己的身價,同時擴大在社會的影響力。選舉後,整個建制派陣營與非建制派陣營內的各政黨政團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也有所變化,新民黨成為「西環新貴」、自由黨偏離建制核心;公民黨進一步「本土化」、民主黨趨於溫和、人民力量與「本土自決派」結盟,這些政治光譜的移動與立法會政治版圖的重組,都有利於「本土自決派」勢力的伸展。而「本土六子」也蓄勢待發,尤其是土地正義聯盟的朱凱迪就已在橫洲公屋發展議題上發揮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
不過話說回來,原本若即若離乃至涇渭分明的「泛民」與「本土自決派」之間的隔閡與矛盾並未消除。二○一七年新特首上任後特區政府有可能重啟政改,然而在「普選」議題上「本土六子」的主張與妥協空間仍未清楚,「泛民」與「本土自決派」雙方合作與整合的前景並不明朗。「本土六子」進入立法會後,究竟是鞏固了「非建制派」的力量,還是增加了民主力量「碎片化」的危機,恐怕尚言之過早。
(作者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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