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後威權政權的接班困局 (張 鳴)

  非民主政體最大的困惑,是政權難以和平移交,這是政治學公認的常識。但在古代,帝制國家這樣的問題還不算十分突顯。以中國為例,儲君的確立,首先必須在皇室血緣範圍之內選擇,然後是君主的認可(如果君主沒有來得及認可,由皇太后出面也可)。等於第一道先是血緣認證,然後再權威認證。經過兩道認證的接班,雖然依然不穩定,但遠沒有一般人想像的那樣大的動盪。除非皇室中出現強有力的集團,像李唐初年的李世民,北宋初年的趙匡義和明朝的朱棣集團,才可能翻盤。即使翻盤,新的君主也大體上得是皇室內部的人,在形式上,也得走血緣和權威認證的過場。

  進入近代之後,東方國家先後發生了政體變革,君主制不是被廢除,就是退居幕後(泰國),或者全然虛位(馬來西亞),或者成為無用的孑遺(印度的土邦)。只有日本還保留了君主制,但它的二元君主政體,在二戰以後,也徹底虛位化。新崛起的統治者,仍然可能是家族專制的色彩。幾乎每個新生的共和國,都出現過強人家族。二戰後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自然更是不能免俗。儘管如此,對於東方這種家族本位的國家而言,強人家族內部的權力繼承,依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只要繼承者大體過得去,就可以得到國內相當多權貴乃至民眾的認可。台灣的蔣氏家族、朝鮮的金氏家族、新加坡的李氏家族,甚至印度的尼赫魯家族,都有這樣的權力家族嬗遞色彩。

  但是,在共和政體的招牌底下,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肆無忌憚地實行權力家族繼承,障礙還是相當大的。因為現代國家的政體,從形式上是排斥家族世襲的。強行世襲,道理上說不過去。這樣的強人家族,要想使政權在家族內部傳遞,無論自身怎樣強,還是有政體上和輿論上的困難,難免會招致「封建殘餘」的抨擊,影響國際聲譽。所以,傳統的血緣認證,很可能被廢置。不過,這樣的威權政權,又不大可能實行選舉,因此,政權的傳遞和接班,只能靠權威的指定或者元老之間的協商。不消說,沒有了血緣認證的繼承,不穩定性增加了。從中國的經驗看,在毛時代,即使毛這樣「奇理斯瑪」型的權威,他指定的接班人也相當不穩定,一直動盪不已。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的發生,也跟這種接班人難局,有一定的關係。

重慶模式體現最高權力爭奪

  在今天,台灣已經實現了從家族傳承到民主化的轉型,而新加坡的政權,由於第一代權威尚在,家族傳遞還可以維繫,但轉型的苗頭已經出現。越南已經在共產黨內部,進行選舉的變革。在中國,毛死後,鄧已經是次一等的權威,接班人的指定,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需要靠元老的協商。由於權威不再,元老家族的權威也在遞減,接班人的爭奪,勢必加劇。前階段所謂重慶模式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最高權力爭奪與卡位白熱化的體現。

  中共政權走到今天,即使沒有外部壓力和內部民主的呼聲,即使統治層內部的爭權紛擾,也會逼得他們走一條繼承程序化的道路,否則,他們內部的爭奪,將會越來越激烈,甚至有可能破局。有人說,現在的權貴內部,已經達成共識,內部一定要團結,這樣才能爭取利益最大化。當然,如果有這樣的共識,理論上一定有利益最大化的結果。

  但是問題是,權貴集團即使形成這樣的共識,事實上也無法貫徹。歷朝歷代,統治階層的團結一致,從來都可以實現他們的利益最大化,但哪朝哪代都沒有實現過。統治階層的分裂和爭奪,是永恆的,但團結卻總是難以實現。這裏,存在一個難以克服的囚徒困境,團結是需要大家都讓步的,但你讓步了,怎麼能估量別人也一定會讓步?你不壞別人,怎麼知道別人不壞你?在黑箱政治的環境下,囚徒困境永遠克服不了。促使統治層團結的因素只有一個,但導致不和和猜忌的因素,卻有成千上萬。更何況,中國從一個殘酷鬥爭的歷史中走過來,權貴集團內部的殘酷鬥爭,使得他們的父輩已經勢同水火、你死我活,到了子一輩又怎麼可能真正團結一心?因此,權貴的爭奪與爭鬥,是絕對的。在接班問題上,若要不破局,最大的可能性,就只能是元老家族之間的協商,如果元老家族的權威不再,那麼就只能走黨內選舉的程序。就目前而言,這是一條唯一可以大體服眾、避免破局的出路。這一步,就是目前越南已經開始的選擇。如果走到這一步,應該說,從理論上講,離民主改革就不遠了。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