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韌綿長的紐帶  記世界華文文學前瞻總結講座 (陳 芳)

  六月廿九日,澳門科學館,十五位講者薈萃一堂,聯袂出席「兩岸四地——世界華文文學前瞻」總結演講。六月廿七日上午,在香港城巿大學,諸位講者已為是次演講展開總談,同日下午再分成兩組座談。華文文學這條柔韌綿長的紐帶,把來自海外,以及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四地的學者和作家綰結起來。連熱帶風暴「杜蘇芮」也識得大體,待兩地講座圓滿結束後,三十日凌晨三點半,始於澳門形成八號風球,早上六點半減弱為三號,到了九點鐘,匆匆消褪,好讓一眾講者安全離開澳門。

  總結演講由本刊總編輯潘耀明主持,澳門文化局顧問李觀鼎先生為大會開場致辭。李先生坦然說,小小的澳門,文學並不深厚,在兩岸四地中,只能說是個小妹妹或小弟弟,但澳門一樣有熱愛文學的一群。是次研討會,讓澳門同步走進華文文學殿堂,十分難得。「嘉賓四面會」,兩天的會議,學者、作家和翻譯一同探討華文文學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發展路向,他們展開的對話與交流,親切溫馨。

  李先生的發言感染眾人,明顯流露在詩人余光中先生氣度雍容的言談中。余先生首先指出,這次從台灣到香港,接着來到澳門。台灣、香港、澳門的地理位置都在一水之間,面積大小依次是台、港、澳,但並不能以大小來論重要與否。余先生強調:「雖小而可為,雖遠而能影響中原。」澳門的多元和自由教余先生感到驚喜,觀光時,同時看見媽祖、聖母、觀音、關公以至哪吒塑像,十分難忘。

「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何妨淺出」

  談到華文文學,余先生從文類和文法兩方面闡述。他認為現在小說和散文大行其道,而詩卻走向邊緣。六十年代的台灣文評指出現代詩很容易寫,寫詩的詩人,往往不懂寫散文。為了證明詩人能寫散文,楊牧和余先生等都同時寫作詩和散文。文類除了受文評影響,也因地而異。香港報刊專欄俯拾即是,因此散文相當發達。余先生繼而分享文法心得。他道明作家必須擺脫外文的文法影響,保持中文的特點、語法、語境和語感。例如英文必須用連接詞「和」,而中文的「春夏秋冬」、「柴米油鹽醬醋茶」等不必有連接詞;又如「他寫了一封信,打了兩通電話」,中文句子之間實不必有「和」字。他再舉出中文形容詞組的位置,短的應放在句子前,長的則應放在後面。「他是一個母親做教師而年齡十七歲的英俊少年」(He is a handsome boy of 17, who’s mother is a teacher ),明顯是西化句子,按符合中文的語法來說,應作「他是一個十七歲的美少年,母親是一位教師」,「母親是一位教師」,不管中文英文,都是置後的。余先生憑藉翻譯經驗,看通了英文語法的手腳,在中英語文之間遊刃有餘。他最後寄望作家各盡本領,寫出最好的作品,並以寫作「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何妨淺出」警語作結,博得全場如雷掌聲。

文學之大與小

  六月廿七日下午,在香港舉行的甲組研討會,由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陳思和主持,發言者包括姚風先生、廖子馨女士、潘國靈先生、嚴歌苓女士、李昂女士以及林白女士等六位,內容豐富精彩。陳思和先生珍賞回味,特地為澳門觀眾扼要總結內容——

  第一個發言人是澳門詩人姚風先生,實際上,姚先生從北京定居澳門,他比較了不同地方的文學表達自由。台港澳地方雖小,卻遠比內地自由,他希望言論自由的地方能承擔更多的文學責任。香港作家潘國靈討論了香港文學的缺與失。他認為香港文學缺少宏大敍事,例如不論感時憂國,可香港文學有自身的特點,缺失並不是缺陷。這個城巿有自己的歷史和多元的主題,一直以來,本地和外來作家都在這個城巿裏寫作。「台灣的異端作家」李昂女士,其創作勇於批判主流的社會觀念。嚴歌苓先從內地到美國,現在定居德國,她討論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文學的衰弱是世界普遍的,尤其受到影視傳媒崛起的衝擊。嚴歌苓本身的小說常常被改編成電影,她感到焦慮,繼續文學創作還是電影劇本創作?嚴歌苓是海外中國作家,她的大陸經驗停留在一九八九年以前,所關心的問題已漸漸被人遺忘,但她仍然追問階級鬥爭如何產生、中日民族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等。陳先生對此十分讚賞,他慨歎:「中華民族最擅長遺忘。」他繼而介紹林白從中國邊遠地區廣西來到北京,是次回應了余光中先生的觀點。余先生提出作家必須汲取來自《詩經》、《楚辭》的大傳統和來自五四新文學的小傳統,林白則以自身創作經驗為例子,表明自己來自邊地農村,希望有一種來自民間和生活、粗糲的語言。這種語言可能有更大的表現力。最後,《澳門日報》副總編廖子馨表示,澳門文學一直處在邊緣地方,生活平靜,但澳門人的情感交流從來都不平靜,這裏始終有自己的文學表達形式。陳先生特別點明這個看法可以回過頭來呼應香港文學的缺與失。

  陳先生進一步把上述六位講者的發言歸納成三個問題,略作呼應。第一,文學必須追求自由,姚風先生提出的問題相當有意義;但陳先生揭出弔詭的地方,自由可能和文學的責任相反,越重視文學的責任,自由度越小。回看內地作家,他們處在政治和文學關係緊密的環境下,始終關注生活,表達對生活的批判和審視,追求文學自由。不能直白批判的話,便以隱語、借代、荒誕甚至魔幻的方式來表達。陳教授贊同自由度較大的地方,應承擔更大的文學責任。他接着 表明,應理解作家在自由度較小的地方,如何以良知履行文學責任。第二,文學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它的異端立場。例如嚴歌苓在寫土改問題或知識分子的時候,不由自主站在了主流的對立面,成了異端,這有別於正統、八股文章的表達方法。他也同意林白所言,文學的活力在於民間和生活,粗糲的語言,也可能富有表現力。「想當初人們批評傷痕文學十分幼稚粗糙,但它批判現實,扭轉了歌功頌德的御用文學。陳若曦女士的《尹縣長》,當時內地有人認為內含反共內容,可我的老師指出,作者站在底層老百姓的立場來反省現實,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可見剛才所說,文學的活力來自民間和生活絲毫不差。真正的文學生命,產生自異端,且不單是主流政治的異端,各種主流觀念,都有異端。」陳先生接着談最後一點,文學的大和小。他認為小島會改變大的命運,蕭紅在香港寫成了《呼蘭河傳》,張愛玲在香港寫成了《秧歌》,香港獨有的文化氛圍扭轉了她們對大時代的看法,寫出了不一樣的作品。現在香港作家西西和董啟章也各有出色的創作。歸結到底,他從契訶夫的話「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引出「土狗叫,洋狗叫。百花齊放」的觀點作結。

以文學聯繫兩岸四地

  陳先生語音剛落,甲組發言者坐言起行,依次回應。嚴歌苓說,她正在構思寫一個關於賭博的小說,她聽過許多驚心動魄的賭博故事,觸動了創作欲望,來到澳門,專誠去參觀賭場。李昂回顧自己的創作說道,突破限制,搶得先機寫作,可以闖出有意義的創作之路。例如性和政治,被視為禁忌,她率先做了嘗試,後來寫的作者,都不得不提到她開拓的題材。目前她試圖以美食串聯台港澳三個島嶼,寫成長篇小說。她追求創新,剛完成的《鴛鴦春膳》以食物寫長篇小說,是前所未有的嘗試。廖子馨表示,澳門作家習慣邊緣,從不考慮中心,反而十分自由。歸結而言,寫作應珍惜這種「邊緣」的心態,無拘無束。林白首次踏足香港和澳門,自認收穫最大。澳門小小地方,有寺廟也有教堂,現代韻律和歷史氣息並存,她立意將來要寫有關澳門題材的作品。姚風先生指出,嚴歌苓寫過華工的故事,昔日華工被賣到美洲,所謂「賣豬仔」,往往是從澳門出發,他期待嚴歌苓把這段歷史寫進小說。潘國靈一面仰望作家身影,一面思考作家和作品的關係。「作家和作品有各自的風采,我認為讀者和文學真正的交流,應穿越作家身影,回到作品本身。」他從前不曾透過文學作品來了解澳門,這回看到不少澳門文學作品結集,首次想到,要以文學來和澳門聯繫。此外,文學還可以聯繫台灣和香港。單單以文學聯繫兩岸四地,就足以開拓廣大世界。

中國當代文學的三個缺點

  中場休息過後,下半場會議開始。主持人潘耀明先生特別介紹葛浩文教授,他是美國翻譯家,最早把中國當代小說翻譯成英語,包括王朔、莫言、蘇童、畢飛宇等的作品,他也是蕭紅研究專家,著有《蕭紅小傳》。葛先生原本擔心來到港澳講這樣一個題目——中國當代小說之失敗,恐怕得罪許多作家,後來卻發現大家都有同感。他指出中國當代文學要進入世界文壇還是言之過早,從翻譯的角度來說,有三個障礙,第一,作家忽略了寫「人的文學」,所謂人的文學,就是發掘人性,寫人的成功,人的失敗,這些才是文學打動人心的地方;第二,小說家寫得太草率,太粗糙,應注重細節描寫,才可賦予作品深刻的內蘊;第三,語言西化,缺乏創新。中國傳統的詩詞歌賦,意象幽美,以精粹獨特的語言表現,當代作品這方面落後許多。他還特別提到,七十年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出版,七十年後,大陸一百位作家每人抄寫《講話》片段,聯合出版成書,這個現象要分外警惕,《講話》是文藝的緊箍咒,危害了不少作家,決不應走回頭路。

文學與傳播

  六月廿七日下午,在香港舉行的乙組研討會,由香港教育學院語文學院院長陳國球教授主持,發言者包括余光中先生、葛浩文先生、林麗君女士、陳若曦女士、李觀鼎先生、韓麗麗女士以及龔剛先生等七位,陳先生總結說明,整體討論都與文學和傳播有關——

  陳先生說,文學之傳播,自然有賴於翻譯。當代華文文學進入世界視野,正是通過翻譯。美國翻譯家葛浩文先生指出,在翻譯過程中,反省華文文學的失敗和缺陷,大概有寫作不仔細、濫用陳言套語、思想局限等毛病。在美國聖母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任教的林麗君女士來自台灣,她說,早期台灣文學體現了人性關懷,在世界文壇上獲得肯定,今天反而局限於本土和地域。澳門理工學院講師韓麗麗談論了語際翻譯的問題。她說,認真思考作品原文和翻譯語言的話,可以擴大語言的幅度和彈性,使文學語言進一步發展。李觀鼎先生、余光中先生等人補充說,五四以來大陸的語文課本,都包括翻譯作品,可見翻譯有促進語言的作用。陳先生特別點出,文學語言是這場講座討論焦點。澳門大學教授龔剛提出,好的語言包括醇雅或成熟的歐化漢語,更高境界,自然是余光中先生提出的「白以為常,文以應變」。是場講座還討論了課本和文學教育的關係。大陸和香港的語文課本都包含了台灣作家作品,相反,台灣的課本不包含大陸作家作品,這是不是局限呢?挑選澳門文學作課文,似乎可進一步思考。台灣作家陳若曦女士指出,可以通過現在很熱門的文化產業和媒體,把文學介紹給大眾,帶到世界各地。陳先生作了客觀綜述,轉而分享此行感受體會。他在香港成長,工作,年紀漸長,現在有心回過頭來尋根。他在澳門出生,童年記憶裏有十月初五街、哪吒廟,母親還要他當哪吒的乾兒子。「人的流轉、文學的流轉背後,都包含某種追求。寄望文學的傳播,讓大家更關懷人性。」陳先生主持香港教育學院文學文化中心的《香港文學大系》計劃,難怪時時刻刻不忘文學流傳的故事。

莫管「邊緣」或「中心」

  陳先生總結後,乙組講者一一回應。林麗君女士說,不得不談語言問題。當代華語貧乏,如何豐富呢?如果余光中先生說要重新汲取傳統,她可能有個「異端」的想法,通過外文、外國文學和翻譯,給華語注入新生命。華語的貧乏有兩個層次,一個是作家使用的語言,如大陸愛使用戰鬥性語言,台灣的語言偏於軟性;一個是翻譯更重視的問題,即華語貧乏,連帶所表現的意象也蒼白無力。韓麗麗談到澳門各種文化共存,引人深思。澳門一般街道有四至七個出口,不像其他地方平平整整,她暗想,這是不同族群來到澳門,每每來到人生的轉折口,遭遇煩難憂愁,就要尋找出口排解。憂煩排解了,心靈復歸平靜,所以不同族群不起衝突。她還特別指出,不少作家開始描寫澳門,不久前,剛讀了黃碧雲的《末日酒店》,取材澳門。李觀鼎先生簡要有力地說,文學處於邊緣是事實,有心創作的人,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成為自己的中心。「甭管它邊緣不邊緣,以文學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陳若曦女士談到自己幾點感受。第一,或許有些作家認為島嶼屬於邊緣,她卻從來不這麼想。第二,澳門五十萬人口,卻有不少作家,政府投放文化的資源充沛,回到台灣後,她要呼籲,台灣不能輸給澳門。第三,要提升文化,必須兼顧傳統和創新。

  潘耀明先生急切回應李觀鼎先生,他批評不單文學,整個文化都處於邊緣。故此,舉辦是次研討會意義重大,希望這次研討會是個開端,日後還要好好辦下去。潘先生真誠銘謝與會的海內外學者和作家,聯合主辦的機構﹕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澳門基金會、香港作家聯會和香港電台「漫遊百科」製作組,以及華懋集團和Asian Reward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來到了會議的尾聲,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致閉幕辭。他說,澳門和中華文化的脈絡從未斷層,並且與中國近代史關係千絲萬縷,是最早推動華文文學走向世界的窗口,其獨特的歷史演變過程和社會文化環境,為本地文學界提供一片沃土。雖然澳門作家、文學作品不多,澳門文學也欠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但充滿人文關懷,留下大量精彩詩篇,為世界華人文學描繪了一道美麗的人文風景線。他寄望日後更多作家來澳門體驗生活、繼續以澳門為題材來創作。

  溫馨的交流,深刻的反思,真誠的祝願,為研討會劃下圓滿的句號。仔細琢磨,原來杜蘇芮誠心捎來文學消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開拓耕耘華文文學的沃土,永遠沒有止境。

  (本刊實習生鄭沛琛協助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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