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的最後一滴墨水 (黃鳳祝)

二○一二年猶太教逾越節前夕,八十五歲高齡的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寫了一首詩:《該說些什麼》(Was Gesagt Werden Muss)。在這首詩中,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德國人在保護猶太人的責任之外,是否可以批評猶太人或是以色列這個國家?作為歷史上曾經遭受苦難與迫害的民族,猶太人是否可以以保護自身為理由,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不惜傷及其他無辜的民眾?

德國政界與媒體偏袒以色列

  問題看似簡單,實則蓄積已久。「為什麼要我沉默?這本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我卻一直沉默。為什麼不讓我說出那個名字,那個核威脅日益增長的、禁止別人說三道四的國家?」對於格拉斯而言,這種被規範的沉默,是被壓制的沉默。基於歷史原因,猶太人和以色列一直是德國政治批評的禁區。對以色列的對外政策持有異議,常常被冠以反猶主義。德國政界與媒體對以色列的支持近乎偏袒,正如德國現任總理默克爾所說:保護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國國家存在的一部分。

  二戰期間,約有六百萬猶太人死於納粹大屠殺。這個不無爭議的數字,作為歷史的注腳被反覆提及。二○○八年,在「水晶之夜」七十周年的紀念集會上,德國猶太協會主席夏洛特.克瑙普勞赫提出加強猶太人的歷史主體性:「在一九三三到一九四五年間被殺害的信仰猶太教的六百萬男女老少,不應淪為歷史的注腳。」「歷史的注腳」,源自格拉斯回憶錄《剝洋葱》中的一句表述。格拉斯在書中這樣寫道:‘元首的英雄之死,與其他眾多的死者一樣,成為歷史的注腳。」

公開承認曾參加黨衛軍

  作為戰爭的親歷者,格拉斯和整整一代德國人一樣,背負着屠殺猶太人的原罪。二戰期間,格拉斯曾經在納粹黨衛軍服役,因此懷有沉重的負罪感。他長期選擇沉默,不願公開談論這段往事;對於以色列政府在中東地區的所作所為,也採取隱忍的態度,不作評論。但是,他一直在尋求擺脫這兩種道德重負的可能方式。二○○六年格拉斯出版回憶錄《剝洋葱》,公開青年時代參加黨衛軍的短暫歷史,把自己從法西斯的負罪感中釋放出來。這同時也給他帶來巨大的道德壓力,使他無法走出人道主義的道德重負,對以色列政府的中東政策進行中立的批評。

  從《剝洋蔥》到《該說些什麼》,格拉斯所作的一切努力,就是打破禁忌、還原真相、反思歷史。一九四四年,十七歲的格拉斯應徵入伍,成為黨衛軍的一名坦克填彈手,直到戰爭結束,「沒有放過一槍一彈」。在戰俘營中,格拉斯結識了同齡人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教宗本篤十六世),常常在一起探討宗教問題。直到紐倫堡審判結束,格拉斯才確信德國在戰爭中犯下種族屠殺的罪行。他在回憶錄中指出,當年德國人被納入一個體制中,納粹利用這一機制,屠殺了千萬人。年輕的德國人,即使沒有親自動手殺人,也無法擺脫干係,應對戰爭罪行擔負起共同的責任。格拉斯認為,如果像今天這樣,有這麼多人反對納粹,希特勒當年就不會上台。但是歷史的真相是,當時的民眾普遍對納粹主義感到激動和興奮,而非人們後來想像的那樣:可憐的德意志民族,被一群黑社會誘惑,所以幹出那些壞事。《鐵皮鼓》講述的就是這種心理狀態。

  格拉斯在《剝洋葱》中公開的事實,一度在德國社會引起軒然大波。許多人認為,格拉斯直到半個世紀之後才公布自己的這段灰色歷史,是不可原諒的行為,指責他是納粹時代遺留下來的最後一名罪人。在這種社會壓力下,對於德國政府袒護以色列的態度,以及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先發制人戰爭的計劃,格拉斯很難公開表露自己的立場和看法。但是,「西方的虛偽,扼殺了我的希望」,在《該說些什麼》一詩中,格拉斯最終打破沉默。

  在詩中,格拉斯質疑西方的雙重道德:如果伊朗擁有核武器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西方何以對以色列發展和擁有核武器緘默不語,難道以色列擁有核武器就不具危險性嗎?格拉斯警告德國政府,繼續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有可能成為另一起戰爭暴行的供應商。格拉斯事後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以色列是全球為數不多、蔑視聯合國決議的國家。把批評以色列政府解釋為反猶,有可能導致以色列政府無所不為。作為納粹國家的倖存者,被禁止說真話,就是被迫講假話。

大屠殺留給以色列人的尚方寶劍

  「當懲罰被濫用時,反猶主義的判決就變得平常」。格拉斯在詩中預見到了由此可能引發的爭議。此詩發表後,德國媒體紛紛譴責格拉斯攻擊猶太人。德國《世界報》(Die Welt)稱格拉斯是「有教養的反猶主義者的原型」。以色列官員指責格拉斯說:伊朗想摧毀以色列,格拉斯卻反過來說是以色列要摧毀伊朗,這違反他本人的創作原則。以色列政府宣布格拉斯為不受歡迎的人,禁止其入境。德國文學批評權威、猶太學者蘭尼斯基批評格拉斯通過攻擊猶太人引發社會關注,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蘭尼斯基指出,德國戰後分裂,是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結果,這對於格拉斯來說是一種歷史的壓力,他想從歷史遺留的碎片中解放出來。

  在德國,無論是政界,還是媒體,都不敢妄言以色列的中東政策,對軍工企業向以色列出口坦克和潛艇也置若罔聞。受害者的身份,似乎成為猶太人永遠的歷史身份。批評以色列,就等同於反猶。「反猶主義」是大屠殺留給以色列人的一把尚方寶劍。二○○二年,德國自由民主黨政治家米勒曼批評當時沙龍政府的中東政策,對巴勒斯坦人的自殺式襲擊表示理解。米勒曼曾在科爾政府中擔任教育部長、經濟部長和副總理之職。米勒曼指出,在德國社會,必須允許批評沙龍的政策,而不是把問題推向角落。米勒曼的言論被指責為反猶主義和納粹主義,他本人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最後被迫退出自由民主黨。二○○三年米勒曼在跳傘時意外身亡,死因至今沒有定論。

  在德國,是否可以批評以色列政府?在米勒曼事件之後十年,格拉斯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格拉斯的政治詩因伊朗核問題有感而發,探討的卻是一個更為宏大的主題,即:如何面對歷史、現在與未來?格拉斯在耄耋之年,用最後一滴墨水,把「認識到的危險,和盤托出」。從格拉斯事件在德國引發的爭議來看,德國人遠未走出歷史的陰霾,成熟到可以直面這個問題。正確面對歷史,才是對犧牲者最好的紀念。

  (作者是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