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正在崩塌的城堡──英國牛津抗疫記(唐 凌)

一直覺得英國最難熬的是冬天。陰冷、灰暗、寒風日日肆虐。
沒想到二○二○年,最難熬的卻是春天。
一月三十一日,兩個中國人在約克確診,一個留學生,一個家長。大概沒有任何東西會被遺漏在全球化的大潮之外。資本是,人是,病毒也是。中國內地和香港在英國有十二萬多留學生,佔英國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
二月,病情在國內肆虐,我們身在異鄉,心繫家鄉。一方面,身邊不少朋友在積極籌款、捐款,想辦法運物資送回國。另一方面,防疫的警鐘讓部分亞裔開始冒着「被打的危險」戴口罩。我們一邊悼念着李文亮,一邊極度氣憤地讀着《衛報》上關於中國的「不自由」和疫情爆發的因果論。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新冠、口罩還是口罩下「黃色」的臉掀起了那沉寂在白色面具下的黃禍。我戴着口罩路過餐館想買一個漢堡,老闆問我:「It’s for take away, isn’t it?(外賣,對吧?)」一個來自醫護家庭的語言學博士上完課後,懊惱的跟我說,她以後再也不會跟自己的外國同學交流中國的情況了。中國的不自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但是中國的人命則不是。

牛津的「非常低下」
三月初,玉蘭花、杏花和梨花都如常地綻放了。病毒也隨着春天一起在歐洲遍地開了花。三月七日,牛津大學有了第一例。然而學校卻發郵件告訴大家,「PHE(Public Health England)have advised that the risk to other students and to staff is very low and that university and college activities can continue……PHE do not consider individuals infectious until they develop symptoms.(英國公共衛生部門認為其他學生和教職員工感染的風險非常低,大學和學院的活動可以繼續進行……英國公共衛生部門認為在出現症狀之前個人不具有傳染性。)」看着「隔壁」哈佛有了一例之後就關閉校園,不少同學意識到學校在這個時候似乎失去了自己的判斷力。在牛津出版社旗下醫學期刊不停的發文更新病毒的強傳染力的同時,牛津的官方話語居然還以政府部門為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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