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機遇中的人生傳奇──《一個清華學子的荊棘人生》序(李 昕)

高魯冀先生的回憶錄終於出版了。這是我曾抱着極大熱情參與策劃和編輯的書。
那還是七八年前,我在北京三聯書店任職,經人介紹,魯冀先生約我面談。就在三聯樓下的雕刻時光咖啡館,我初次見到這位風度儒雅、帶着一股濃濃知識分子氣息的作者。他泡了一壺伯爵紅茶,與我侃侃而談,講述自己平凡但又頗為傳奇的一生。我好奇地傾聽,時時被他的故事吸引、感動和震撼。大約兩個小時,我被他迷住了。我說:「你的人生這麼精彩,為什麼不寫回憶錄呢?」他說以前零星地寫過一些,也曾經出版過兩本隨筆集,但是總覺得自己不是名人,不曾動過寫回憶錄的念頭。於是我勸他說﹕「你的人生經歷中有些重要的事實和史料,是值得挖掘和總結的。不光是為了對自己負責,而且,將這些真實的故事留下來,留給社會、留給後人、留給歷史,本身也是我們對於這個時代的一份責任。」他接受了我的建議,於是就有了這本書。

在狂熱時代中為毛澤東造像
魯冀先生的經歷,大體上分為前後兩段。早年在國內求學,「文革」前畢業於清華大學土建系,「文革」後又重回清華,獲得建築學碩士學位,成為土木建築領域的專業人士。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在偶然的機會下移居美國,轉而變成了一位專業記者。晚年,經歷了若干人生變故後,他皈依基督,在美國成為牧師。他將自己的經歷稱之為「荊棘人生」,意謂自己生活道路之崎嶇多險,一路走來殊為不易。誠然,就像他自己記述的那樣,他這一生不僅故事多多,而且平凡中有不平凡,當他把自身經歷與歷史進程融為一體時,死水微瀾也曾凸現驚濤駭浪。他是記者出身,文筆上佳,會講故事,大事小事,經他娓娓道來,皆清新可讀,引人入勝。像每一個經歷豐富的老年人一樣,他的人生況味,就像一罈陳年佳釀,是值得人們細細品賞的,哪怕是那些隨手寫下的瑣碎記憶,也能體現某個特定時代的特徵,對於今天的讀者,已成為一種歷史的認知。他是文人,平日以文會友,與一大批文友結緣,有些更是忘年交。他在書中幾乎是隨口講出的一些與沈從文、蕭乾、劉開渠、黃永玉、錢紹武、李煥民等作家、藝術家交往的故事,便不能不令讀者對他刮目相看。
然而在我看來,魯冀先生最為可圈可點的是兩件壯舉。
一件是他「文革」期間在清華大學主持修建毛澤東塑像的事。按理說,他一九六五年從清華畢業,一九六六年「文革」興起,他早已離開學校,清華的「文革」與他無緣。然而由於受到好友邀請,他竟然意外地獲得了「回校鬧革命」的機會。而此時又恰逢清華大學的紅衛兵拆除校園內標誌性的歷史建築「二校門」,引發了他的一個創意:在「二校門」原址上建造一座毛澤東塑像。他的想法得到了蒯大富領導的紅衛兵總部支持,於是他承擔了組織、策劃和施工的責任,作為建造塑像的總指揮,搖身一變成了「清華園裏能量最大的人之一」。一九六七年五月四日,塑像落成,不僅清華一片歡騰,而且引起全國廣泛關注。各地紛紛派代表到清華取經,魯冀先生作為專家屢受邀請,到處去指導毛澤東塑像的修建。他甚至為此專門寫了一本著作,向讀者講解毛主席塑像修建中的種種技術問題。須知,那時中國正處在個人崇拜的熱潮之中,到處都在「造神」,「大樹特樹」毛澤東的「絕對權威」,於是清華為毛澤東造像的創意在全國各地被迅速推廣,成為時代風尚,短短一兩年內,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千上萬座毛澤東塑像在機關、學校、工廠、社區、廣場、街頭被豎立起來,成為「文革」「紅海洋」中最為醒目的一道風景線。這樣的情景,相信所有經歷過「文革」的人都記憶猶新。
儘管,時過境遷,隨着「文革」結束,極左思潮被糾正,這些在公共場所「日夜站崗」的毛澤東塑像,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已被拆除。就連魯冀先生在清華大學建造全國第一座毛澤東塑像的地方,清華「二校門」也早已按照原貌修復,那座「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塑像已無處可尋。今天,甚至連研究街頭雕塑的專家想要找到當年毛澤東塑像的照片也十分困難,魯冀先生作為為毛澤東塑像的「始作俑者」,「開風氣」之人自然也不為人知。由於他幾十年來身居海外,沉默低調,很少談及當年往事,以至於有關策劃、建造第一座毛澤東塑像的故事,被人眾說紛紜,甚至以訛傳訛。各人從不同角度看待此事,有人認為這並非光彩之舉,所以即便參與了塑像的設計和修建,也羞於承認;有人卻以為這畢竟是一件輝煌的藝術作品,作為參與者與有榮焉,於是極力強調自己在當初發揮的決定性作用,難免有貪人之功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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