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的考驗--兩岸關係的新典範原則 (許家睿)

二○一六年總統與國會選舉,蔡英文與民進黨不只贏得總統寶座,更囊括國會過半席次,而代表太陽花學運的「時代力量」也在此次選舉中獲得國會席次。國民黨徹底潰敗,親民黨席次變化不大,急統的新黨則未獲得任何席次。蔡英文走完最後一里路,即將在五月二十日上任就職,這些選舉結果雖然不讓人意外,但面對新的兩岸關係情勢,我們該如何理解過往並開創未來?回顧兩岸關係的政治典範,從一開始「國家安全與主權」至上,到後來「經貿整合與發展」取而代之,如今在經過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民眾對兩岸政商網路與買辦的反彈,全面地與世代正義的訴求相結合;面對九二共識,從馬習會之中「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各自表述」被抹除,一直到選前旅韓台籍演藝人員周子瑜因為揮舞中華民國國旗導致要向中國道歉稱臣一事,再次激起台灣人民對國民黨政府與九二共識的不信任。這些現象如何理解,民進黨上台後的兩岸政策挑戰為何?以下分而述之。

如何理解不同時期的兩岸關係典範?

兩岸關係自一九八七年台灣當局開放大陸探親開始,正式結束軍事對峙時期,到今日也已接近三十年的光景。隨着中國大陸政經實力崛起,兩岸之間物質實力的不對稱成為影響兩岸關係最主要的「客觀因素」;另外一方面,「台灣人意識」在這三十年間卻呈現大幅增長,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研究,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於一九九五年首度超過中國人認同,到了二○一五年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已經來到百分之五十九,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則只有百分之三點三(其他選項包括: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百分之三十三點七;無反應,百分之四點一)。除了認同問題之外,台灣民眾對於「統獨議題」、「兩岸經貿交流」、「九二共識」等兩岸政策的看法,以及這些看法對於台灣重要選舉結果的影響,則可以被定義為「主觀因素」。

學界常使用「中國因素」來概括上述客觀因素,並用來解釋台灣人對兩岸政策的主觀認同成因。比較常見的論述是:「中國的軍事威脅嚇阻台灣人選擇台獨政策」或是「九二共識作為兩岸經貿交流的前提,接受了九二共識等於接受『務實』的兩岸經貿政策」。這類因果解釋,皆是將中國大陸的軍事與經濟實力,投射到兩岸關係之中,並將台灣民眾的政策選擇當作此類影響的證明。另外有論點指出台灣民眾在台灣人意識逐漸增長的同時,卻因為礙於現實的客觀因素從而選擇務實的兩岸關係政策,例如台灣民眾長期以來偏好「維持現狀」的兩岸關係,以及二○一二年總統大選中馬英九的「九二共識」勝過蔡英文的「台灣共識」,皆可作證。

然而,這樣的解釋架構卻忽略了兩項事實:第一,一般民眾無法直接理解客觀因素的實質意涵,需要政治人物的轉譯,並且轉譯的內容某種程度上符合轉譯者的利益;第二,所謂民眾偏好會隨着不同時間點變動,並且很容易受到調查研究問項所影響,例如根據「台灣國家安全調查」的結果,台灣民眾在三個不同時間點(二○○五年、二○○八年與二○一一年)的調查中,支持大陸和台灣應該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亦即九二共識)下交流的比例都超過五成,但如果暗示為了經濟交流而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時,在二○一三年中央研究院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民眾則強烈反對一中原則。

當受訪者被問到「為了和中國大陸進行經濟來往,請問您同不同意台灣接受『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原則」時,回答「非常同意」與「同意」的比例,總共只有百分之十八點四,而回答「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的比例,則高達百分之七十五點七。

這些問題顯示在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之間,其實有一套建構式的認知典範在影響兩岸關係的互動規則,而這套典範的內涵則實質決定了何謂正當的兩岸政策與論述。參與兩岸關係事務的不同行為者,則會帶着自身的利益與觀點來轉譯或詮釋兩岸關係場域中的客觀事實,最終這些觀點則構成場域的社會空間,並互相競爭何為正當論述。理解到這一點我們便可以洞悉何以在不同的時期中,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事務有截然不同的認知。

第三種兩岸關係典範的成形?

綜觀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我們會看到兩幅截然不同的圖像,ㄧ幅呈現出以「主權與國家安全」至上的兩岸政策;另外ㄧ幅則呈現出以「經貿整合與發展」為最高準則。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之後,兩岸兩會的對話架構已然建立,也代表兩岸關係的政治場域成形,但這個政治場域的內涵為何,則尚未明朗。隨後李登輝掌權並於一九九五年訪美,一九九五、九六年台海發生飛彈危機,李制訂「戒急用忍」的經濟政策減緩對陸投資,最終在一九九九年提出兩國論。從此兩岸關係被賦予國家安全與主權至上的典範意涵,在此典範之下兩岸之間任何交流包括經貿交流都得暫時擱置。

同年,為了因應即將到來的選舉,民進黨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確立了台灣於現狀之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實,此舉將民進黨從推動台獨建國的立場往中間靠攏,成為「現狀台獨」,也成為日後台灣民眾熟知的維持現狀策略之濫觴。二○○○年陳水扁上台之後,大抵延續了李登輝時期路線,一直到二○○四年獲得連任,兩岸關係的典範原則均沒有太大的轉變。特別是陳水扁在競選連任時一再喊出「一邊一國,公投迫切」的口號,也因此迫使國民黨籍的連戰在二○○三年底提出「修憲三部曲」,甚至公開承認一邊一國(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皆為主權國家)的正當性。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與台灣先後於二○○一年與二○○二年加入WTO,種下了兩岸關係第一次典範轉移的種子,二○○五年「連習會」揭開往後十年國共平台序幕,用的政治邏輯正是新自由主義之下,跨區域整合追求絕對利益的經貿文化交流。從此兩岸關係的政治典範進入典範轉移時期,到了二○○八年馬英九當選總統時正式成為新的兩岸關係典範。馬英九當選之後採用前陸委會主委蘇起發明的「九二共識」,擱置兩岸之間的主權爭議,全面開始經貿整合與交流。爾後馬英九與國共平台建立的兩岸經貿整合政治原則,一直到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之後才遭到全面挑戰。

兩岸關係歷經「國家安全與主權至上」以及「經貿整合與發展」兩套不同的政治典範,到了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之後,可以確定的是國共平台與經貿整合策略已然失去正當性,其內在原因除了國共所建立的兩岸政商網絡與買辦集團被戳破之外,更在於兩岸簽署協議過程中的程序黑箱,與社會上普遍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引發的分配不均、世代正義等議題。這些議題雖然代表台灣社會的普遍問題,但這場運動雜糅了反中國的情緒、反程序黑箱的訴求、社會正義的平反甚至反國際自由貿易等不同陣營。後太陽花時期舊的兩岸關係典範已然鬆動,但新的典範如何建立,內容又是如何,其內容確立之後能否獲得穩固的典範地位,這些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為何蔡英文兩岸政策未受挑戰?

二○一二年民進黨於總統大選中敗選,其兩岸政策普遍被認為是敗選主因,這是一場有名的「台灣共識」與「九二共識」的對決。二○一一年蔡英文陣營所提出的《十年政綱》中,將台灣共識詮釋為透過民主程序來取得與中國大陸交流談判的基礎,相對於此國民黨則選在選前由企業界大老輪番公開支持九二共識。當時太陽花學運尚未發生,兩岸關係場域仍然籠罩在以經貿整合為主的典範原則,台灣共識在國民黨的操作下與民進黨追求台灣主體性的歷史結合在一起,從而敗下陣來。

接連在兩岸關係議題上吃虧,導致選後以謝長廷為首的民進黨內務實派,以「維新基金會」的名義與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合辦了一場「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創新」研討會,而地點就選在香港,此舉頗有複製九二年辜汪會談前先在香港進行會談的意涵,代表民進黨向「民共交流」踏出了第一步。然而,如果往前回顧,曾任民進黨黨主席的許信良,早在連戰赴中建立國共平台之前,在二○○四年便曾組織「兩岸農業交流訪問團」訪問中國大陸,只是在當時並未引起民進黨內的普遍支持。二○○九年更有民進黨資深黨員許榮淑因為參與第五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而遭開除黨籍一事。由此可以證明,在兩岸經貿整合與發展的大旗之下,民進黨內的務實派一直尋求兩岸關係的突破,甚至在二○一四年六月太陽花學運落幕後,民進黨內仍有「凍結台獨黨綱」的相關提案,只是在蔡英文的主持下遭擱置。

事實上此次選舉,蔡英文不管是面對急統的洪秀柱,或是後來「換柱」成功的朱立倫,在兩岸議題上皆強調維持台海穩定和平發展的現狀。在總統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中,蔡英文說:「民進黨沒有否認一九九二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也認同雙方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異,讓兩岸關係往前推進」,又說「根據中華民國現行的憲政體制,基於民主原則,在最大的民意基礎上,來推動兩岸的政策」。這幾句話如果真要與四年前蔡英文的兩岸關係立場比較,除了「沒有否認」九二共識之外,大抵不超脫「台灣共識」的內涵之外。

但為何此次選舉蔡英文的兩岸政策未受到太大的挑戰?其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原本將九二共識與經貿整合綁在一塊的典範原則如今已不再適用。加上蔡英文在李登輝執政時期曾經是重要的兩岸政策幕僚,並在當年兩國論提出的過程中擔當重要角色,政黨輪替後更擔任扁政府第一任陸委會主委,這樣的背景讓其堅守中華民國主權的承諾更為可信。

大選之後民進黨的挑戰

回顧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其核心仍然建立在馬英九所自豪的「模糊策略」上,蔡英文之所以能帶領民進黨勝選,主要因素不外乎是太陽花學運所開啟的兩岸關係典範轉移所召喚出來的公民力量,正在徹底檢視兩岸與台灣社會中各種正義與正當性問題。在過去十年國共平台的利益壟斷與過去八年國民黨的施政之下,民進黨這塊招牌與蔡英文本人的政治背景,自然成為民眾寄予希望的對象。

如今蔡英文的最後一里路已然完成,然任重而道遠,橫亙在眼前的問題將更加繁重。首先,民進黨將建立什麼樣的兩岸關係典範?除了民進黨之外,後太陽花時代組黨的「時代力量」在此次選舉中亦獲得國會席次,其繼承自社會運動的基進立場,將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修法上擔當重要的角色。時代力量在兩岸關係場域中所拉開的空間維度,無疑將創造出更多策略行動的可能。

同時,時代力量所代表的新政治思維,預料將與民進黨內對中事務的務實派產生互動與對話,這樣的對話與競合有利於一個理性中道的政策出台。如果兩黨能夠產生有機的互動,那麼一個符合世代與分配正義的兩岸政策就指日可待。

另外一個關鍵則是民進黨該如何凝聚「台灣共識」,並進一步與中國大陸對話談判。過去,國民黨批判民進黨「逢中必反」,而民進黨則批判國民黨「逢中就好」;如今,民眾期待的是民進黨與擅長談判的蔡英文,如何運用台灣人民的授權來與中國大陸當局交涉。此外,如何透過民主機制整合台灣民眾的共識,也是決定蔡英文手裏有多少籌碼的課題。

最後,在國際政治場域中,蔡英文必須能一方面運用台灣在人權與法治上進步的軟實力,擴大對中國公民社會的影響與感召;另一方面,則須結合國際環境中美國亞洲權力再平衡的策略下,美日同盟與南海議題倡議的硬實力制衡,創造台灣進一步參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顆伴關係協議(TPP)與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顆伴協定(RCEP)等亞太區域整合組織的契機。

展望未來,台灣的政治場域能否跳脫統獨之爭,邁向正常國家的政策辯論,取決於蔡英文的策略運用是否正確,以及更重要的是台灣民眾的政治抉擇與判斷。

(作者是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部落格「第三方誤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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