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前輩所做的一切,然後往前(潘耀明)

  關於文學創作與社會功能和文學創作與文化傳統的關係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華人文化界關注的熱點。白先勇在《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的幾個問題》文章中指出﹕「中國現代小說,社會意識逐漸壓凌小說藝術的現象,是『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發展的一大特色。作為一個現代小說家的處境非常艱難,他所扮演的雙重角色﹕藝術家和社會改革家,往往互相衝突,不能和諧。」特別是在過去四十年,一個作家如何忠於藝術良知、發揮藝術功能,又能寫出社會的不平、人民的痛苦,而不觸犯政治「天規」,確實是頗費躊躇、戛戛乎其難的事。

  白先勇認為﹕「一篇小說中的社會意識與其藝術價值並不必要互相衝突,彼此不容。如果作品中的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之間取得平衡,內容與技巧互相協調,作品的社會意義,便更能反映時代精神。」白先勇舉魯迅的作品為例﹕「一方面是他對中國舊社會封建傳統的黑暗而深刻尖銳的批判揭發,他這種道德的覺醒與道德的勇氣,替『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樹立了一種典範。另一方面是他第一次將西方現代小說技巧形式成功地引進他的創作中而開創了中國小說,尤其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新風格。」這是在社會意識及小說藝術之間取得了平衡而卓有所成的活生生例子。

  西方的現代主義,是對西方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以及興起的中產階級庸俗價值觀的反動,所以具有叛逆性。白先勇甚至認為﹕「『現代主義』是西方文化危機的產物,所謂亂世之音﹗」(一)當下海峽兩岸三地的知識青年,對西方現代主義的狂熱,與五四青年的狂熱程度似乎減弱很多。大抵從實踐經驗可見,單靠一成不變的拿來主義,還是不太適合中國社會的。

  根據個人的觀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有兩次高潮,一次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發韌之後的二十年﹔一次是文革結束之後的三十年。除台灣與香港外,中國文學的精華大體上就產生在這兩次高潮中。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很特別,它在世紀之初發動了一場革命,然後更換了一套文學觀念,創造了一套新的文學方式,即以現代漢語寫作的方式。因此,在第一次文學高潮中的文學創作,從某種意義來說,它帶有寫作實驗的性質。這一試驗固然出了魯迅、沈從文、張愛玲等具有成熟文體的奇跡,但就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的作品因受歐化的影響,還不能算是成熟的語文。而經過幾十年的洗禮,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語言就走向成熟了。這除了一部分作家刻意恢復漢語的魅力之外,另一部分作家也因時間的歷練與汲取前人經驗的精華而使得寫作語言趨於精緻。

  與五四後的作家相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作家有一點比較幸運的,是他們有傷痕和不平,但已不必背負「救國救亡」的重擔了。這一重擔迫使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作家不得不把眼睛緊緊盯住現實,把腦子放在對社會合理性問題的思索,也因此不得不總是涕淚飄零,並只能採用現實主義的方法。也就是說,國家興亡的良心壓力使他們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受社會功利的限制。他們之後,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學雖沒有救亡的問題,卻有一個為政治服務的問題,於是文學變成時代的號角,並被強制性地納入國家控制的軌道,從而失去了文學的生機與個性。而八九十年代的文學卻沒有上述的精神負累,它在經歷了一次衝擊和解放後,正好遇上百年難逢的改革開放時代,於是,他們不但眼界大開,借鑑了世界文學的各種技巧,而且筆調也自由瀟灑起來,對各種寫作方法都積極地進行嘗試。因此,這個時期的作家,便集體地打破傳統與現實主義的單一寫作格局,開闢了一個多元寫作的時代。

  這一時期湧現的一批舉足輕重的作家,包括小說家王安憶、李銳、蘇童、賈平凹、韓少功等等和詩人北島、舒婷、顧城等等,他們的創作表現手法,既有傳統的,也有現代的,甚至西化的,五花八門,各取所需,他們大都打破傳統而不否定傳統,甚至力求恢復傳統,比之五四運動的全盤否定傳統,可以說是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一次創新。雖然也有個別與傳統離經背道的作品,但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俄國偉大作家托爾斯泰指出,一個作家「正確的道路是這樣﹕汲取你的前輩所做的一切,然後再往前走。」這就是說,作家要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和提升。

  最近本刊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合辦題為「文化傳統與華文創作」的講座,並由鄭培凱教授主編、選輯其中精要部分以饗讀者。這些海內外知名作家、學者對新世紀華文文學創作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論述精闢,見解新穎,值得參考。

  注﹕

  (一)《〈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寫在〈現代文學〉重刊之前》

文章回應

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