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官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六四」廿五周年回顧 (劉銳紹)

  「六四」事件轉眼過去二十五年了。在這二十五年裏,「平反六四」的呼聲從來沒有停止過,但官方一直充耳不聞,皆因「六四」是他們的一條底線;如果平反「六四」,就可能影響他們的統治基礎。所以,半個世紀以來,官方和民間在「平反六四」的問題上一直南轅北轍,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大悲哀。

「四二六」社論的來龍去脈

  不過,這麼多年來,即使「六四」還未得到平反,但我一直在思考中國如何避免再發生類似「六四」的事件。尤其是官方,更應該吸取教訓。當年在整個「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過程中,我沒有一天離開北京(我由一九八六年已開始長駐北京採訪),與當時的官員、學生和民眾都有一定的接觸。今天想起當年的一些細節,我仍然感到,操控局勢的決策官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尤其在多次可以淡化矛盾、令局勢轉趨平靜的情況下,這些官員不僅沒有採取溫和寬鬆的方法,引導局勢趨向平靜,相反,他們還實行家長式的高壓政策,令局勢變得緊張,激起民情,最終導致慘劇發生。

  例如,胡耀邦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逝世之後,民眾為了表達哀思,並十分關心中共怎樣評價胡耀邦,逐漸在天安門廣場聚集起來。至四月十九日,胡耀邦遺體告別儀式即將舉行,一批學生帶着花圈到新華門(即中南海的南門)去,情況並不混亂,而且新華門前已有一批解放軍在場。當晚,官方清場,學生被驅趕,但第二天新華社發稿指「學生衝擊新華門」。學生和市民都大惑不解,氣氛開始緊張。

  胡耀邦遺體告別儀式之後,仍有一批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但人數不算多,也沒有混亂。不過,官方擔心群眾聚集可能會引發像一九七六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情況(群眾悼念周恩來,後來也是因為官方清場而發生衝突)。到了四月二十六日,官方《人民日報》忽然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學生和市民搞動亂破壞社會秩序和安寧。這篇社論並沒有得到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同意(趙當時在北韓訪問,看過社論初稿後曾要求暫不發表),但結果還是發了。

  這篇社論的出籠還有一個背景,就是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長陳希同給中央發了一個形勢報告,不單認為學生在搞動亂,還說他們背後有「黑鬍子」,即外國勢力。這類意見最容易刺激鄧小平,最後鄧小平同意發表「四二六」社論。學生和市民感到委屈,反對之聲更烈。可以說,這篇社論令形勢急劇惡化。

溝通工作全部浪費

  本來,到了五月四日,有一個可以緩和局勢的機會,但官方又輕輕放過了。當天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數以十萬計的學生由海淀區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學生領袖周勇軍表示,學生的訴求已經表達出來,他宣布回校復課,繼續爭取各種要求,包括「反官倒」、新聞自由和政治改革等。在這段時間內,天安門廣場是平靜的,聚集的人數也不多(但有一些外地赴京的學生還未離去)。可惜,官方遲遲沒有回應學生和民眾的訴求,似乎想讓時間沖淡民眾的不滿。更嚴重的是,官方一直沒有理會民眾提出撤銷「四二六」社論的要求,仍然堅持「有人搞動亂」。儘管趙紫陽從北韓返國後曾要求撤銷社論,但仍被李鵬等集體否決了,鄧小平當然也不同意撤銷。官方遲遲沒有回應和順應民眾的要求,白白錯過了疏導民怨的機會。

  到了五月十九日,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並要求他們停止絕食,學生於是改為靜坐。豈料,數小時後,李鵬在黨政軍大會上宣布戒嚴,防止「有人繼續搞動亂」,令學生再度絕食,而且參加絕食的人數比原先更多。

  在這段期間,溝通是最重要的。我也嘗試過替兩邊進行一些溝通工作,後來有一些是成功的,因為當時趙紫陽還沒有下台。可惜,當趙紫陽被逼下台之後,已進行的溝通工作就全部浪費了。即使後來李鵬也跟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代表對話,但已變成教訓學生,而不是勸導式的對話了。

  簡略地回顧可見,當局沒有把握契機,如果當時掌權的人能夠拋開封建家長式的思維,減少內部鬥爭,少想政權利益,多想人民福祉,相信可以避免很多矛盾衝突。可惜,事情朝着大家都不願看到的方向發展,如今二十五年過去了,今天的執政者有沒有勇氣反思當年的教訓呢?

「八九民運」後期群眾失控

  除了官方必須反省之外,當年的學生和參與者也有值得反思的一面。中外古今的群眾運動,經常出現失控的形勢,因為群眾運動初期往往是自發的,沒有什麼組織;其後當出現組織者或領導者時,又未必能夠駕馭形勢,更未必能夠進退有度。於是,官方就利用這些機會,或分化,或醜化,或抓住群眾運動的盲點,讓官方反攻倒算。在「八九民運」期間,廣場上曾出現一種現象——溫和的被激進的攻擊,激進的被更激進的攻擊,一浪激於一浪,以致溫和的聲音在群眾運動中往往是最快被淹沒的。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學運期間廣場上逐漸出現衛生情況惡化、捐款處理混亂的問題。我們寫文章提出勸喻,結果被批評「抹黑學生」。後來,有學生領袖「玩失蹤」,目的是「引起大家的關心」,更是不成熟的表現。

  當然,對於毫無群眾運動和組織經驗的學生來說,這些不成熟的表現並不貶低他們希望國家走向民主的熱情,以及他們要求政府改革的誠意。學生運動如能發揮推動改革的作用,仍是值得肯定的。我所強調的只是,群眾運動,以民促官,除了政治道德和政治勇氣之外,還要講求政治智慧;三位一體,才能事半功倍。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