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無度 進退失據──《逃犯條例》引致的管治危機(劉銳紹)

港府修訂《逃犯條例》,宣稱原意是為了處理一宗在台灣發生的命案,並堵塞法律漏洞,一勞永逸,以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但事件後來演變成為大規模的民眾示威遊行和武力衝突,並導致港府和警隊聲名大跌,並成為林鄭月娥擔任特首以來的最大管治危機。究其原因,也許可以用八個字形容:決策無度,進退失據!
不過,若要總結此事的經驗教訓,又不能簡單地歸咎「林鄭無能」。倒不如重整全個過程,冷靜地分析各個環節,同時各方也要找出自己的責任,否則這類事件將會繼續惡化,對香港毫無好處。

找香港做「白手套」?
一、國際因素並非主要,但要注意。
綜合各方情況,這次事件表面是香港內部問題,但不能不理會國際大環境。這不是推諉,而是很多人忽略的重要因素。
二○一八年底,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扣留了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並進行引渡到美國的法律程序。原來在此之前還有一事,就是比利時也應美國要求,扣留了一名中國的半官方人員,並已送交美國。這兩件事交集在一起,不能不令中國認為,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聯手打壓中國崛起的一部分。際此中美貿易戰期間,中國擔心愈來愈多西方國家會成為美國的「白手套」(代理),自然要想辦法應對。
坊間傳聞的一個辦法(也在外國政界流傳),就是中國也要找自己的「白手套」,但西方國家肯定不會為中國服務,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又沒有這個條件。所以,假如香港能扮演這個角色,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外國,不要跟美國走得那麼近,從而減輕美國圍堵中國的壓力。
這種說法無法證實,但從時序來看,港府在今年二月表示修訂《逃犯條例》,把權力交到特首一人手上,連在香港或經港的外國人也可能涵概在內(雖然這個可能性較低),馬上引起外國商界關注,並公開反對。其後,港府四月把法案首讀,跟着力促在短時間內通過,間接令上述傳聞更為言之鑿鑿。
此外,還有一個國際因素值得注意。北京經常感到「外部勢力介入香港內部事務」,近期還發現香港一些青年人到韓國光州和台灣,學習「光州事件」和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反抗精神和行動部署。其實,這類青年為數不多,而且不一定跟香港的事情有關,但官方已視為「外部勢力」滲透香港。筆者與內地人士交流時常說,毋須過分緊張,只要自己處理得當,外部勢力難以搞亂香港;過去多次事件都是港府處理失當,才被外國借勢而已。
所以,如果北京真的想香港扮演「白手套」,並促使港府盡快有所行動而忽略其他副作用的話,那就值得商榷了。
二、港府決策方向
必須承認,自從內地公開說「香港沒有剩餘權力,中央給多少就有多少」之後,港府在政治問題上的決策空間已不斷收縮,至少自我收縮已愈來愈明顯。按過去的經驗,即使中央要求盡快修訂《逃犯條例》,但這種要求往往以一種「精神感召」式的方法傳達(即讓你知道方向和目標),而不會直接和具體地要求港府怎樣做。這是中國政治文化的特點。
港府和林鄭月娥對這種文化領略有多深?不得而知。而且,內地官場經常有一句話:「既要領會中央精神,也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可惜,港府的表現卻是「指示照單接收」,並以「絕對忠誠」的態度,想方設法完成中央的要求。這就導致日後的決策和行動雜亂無度,毫無章法,在群情洶湧之下,更是進退失據。這也是中國政治文化裏的「上有好者,下有甚焉」。
這個過程令人想到:為什麼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後來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整個事件的決策過程是特區政府自己的主張,其意就是跟北京無關。這句話也有點技巧或取巧,他只說具體行動的決策過程,並沒有觸及「中央精神」的推動力量。從中央的角度看,這是面對國際壓力時進可攻,退可守的策略──假如外國只是利用這次事件向中國施壓,要求更多好處,所謂「制裁」只是留在嘴邊,中國和港府就可以繼續硬推《逃犯條例》;但如果有實質的傷害,那麼中央也可以保留一線迴旋的空間。不過,坊間傳聞在劉曉明發表講話之前,港府沒有收到任何「打招呼」的信息;林鄭月娥會否因而另有一番感受?不得而知。

香港各派的內部問題
三、港府的決策內容
正因為「全面、準確地領會中央精神」沒有一個標準,港府和建制派在香港可以吸納和信賴的信息,只有中聯辦了。但中聯辦表示「它只是起聯絡作用,不會干預港府的決策」,這又令港官陷入猜謎遊戲,用他們的話說:「聽又死,唔聽又死。」於是,決策更進退失據。
例如,林鄭月娥不聽民意,一意孤行硬推法案。當六月九日和十六日先後一百萬和二百萬人上街之後,她沒有撤銷法案,只說暫緩和不再推行。在民間眼中留有一條尾巴,就是當港府認為「解說足夠,條件成熟」的時候,就可以翻炒法案;或者,改頭換面,重新再來。市民感到這有前科,二○一二年「反國民教育」運動之後,港府擱置國教,但改為通識教育,也被視為「洗腦」;近年,港府認為通識教育反而推動了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又說要「改良通識」。這些當年的事例都增加了今天林鄭的解說和施政難度。
其後,事態發展更令人痛心,警方使用不合比例的武力,是大眾有目共睹的;無論警方怎樣解說,筆者也無法認同這是「最低和恰當的武力」。我只能說,明白港府和警方的想法,為了保護警隊士氣,穩住日後施政基礎,但卻不能接受他們的解釋。
四、建制派的角色和港府關係
《逃犯條例》推出之初,建制派按常態全力支持港府。其實,圈內人都知道,建制派內有核心建制、外圍建制和邊緣建制之分。其中,核心建制以傳統左派為主,他們對港府官員也有不同看法,認為其中一些仍屬於「港英餘孽」,他們坐到高位,只是時也命也;相反,傳統左派卻遭到「打江山不是坐江山」的命運。這個心結由來已久,回歸初期還可以按捺得住,但今天回歸已二十多年,「前朝遺臣」的表現如何,各人已心中有數。遇上這次硬推《逃犯條例》而導致建制派為港府(矛頭尤其指向林鄭月娥)陪葬,建制派更是七竅生煙,才會傳出「爆粗事件」。
我理解傳統建制派的怨氣,但又感到他們自己也要反省。為什麼他們不能獨立思考,連「擦邊球」的勇氣和技巧也沒有呢?這問題說來話長了,一切要視乎權力和利益來源。
五、泛民和民眾的思考
雖然港府在《逃犯條例》上全盤敗退,但並不等如反對者可以有風使盡:大家也要講求策略。按目前形勢,如果盲目、衝動的事情繼續發生,甚至出現愈來愈激烈的行動,民意也可能轉向。這又令我想到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前期和後期出現極大反差,而後期的發展更令左派大失民心,至今內傷不癒,元氣未復。
尤其令我擔心的是,有些力量已不是泛民陣營可以駕馭的了。各方人士如何汲取歷史經驗教訓,已成為大家必須關注的問題了。

(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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