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貪腐不易,重建吏治更難 (曹景行)

  三月北京「兩會」過後,中國社會熱點話題不斷,從「廣州區伯」到央視的畢福劍,一波接着一波。股市火紅更讓萬眾掛心,好些朋友一上班打開電腦先看幾檔股票行情再幹正事。北京高層反腐打「老虎」的節奏也沒有放慢,民間仍在等待新老虎、大老虎和老老虎的亮相,高層也藉着反腐的力道排除改革的障礙,加緊推進全面簡政放權和國企央企改造。

  只是無論肅貪反腐還是政經改革,真要「全面深化」下去,北京高層似有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尤其來自中層的阻力,成為這場較量決定勝負的關鍵。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汪丁丁就認為:「中層官僚才是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礙。中央權力可能尚不足以打通這個如此厚重以致積重難返的官僚阻力層。若從二○○三年宏觀調控開始計算,官僚化已經十年,中間層的板結,已經很堅硬,不僅官商勾結,而且很多利益都固定了。」

  長期研究農村問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于建嶸也說過:「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既不是中央的地方政府,也不是人民的地方政府,而只是地方官員的政府。也就是說,目前的制度安排賦予了基層政權一定的自利目標,而為了實現這種自利目標對公共目標的替代,只得將國家權力私有化,基層政權由公共權力機關變成了代理人控制的掠奪性政府。」他還認為:「大家都說政治改革,可在目標和路徑及方法上,並沒有基本的共識。」

地方權力結構「一統江湖」

  為什麼沒有共識?根子應該就在動到了地方權力、部門權力的「命根子」。前一陣子官場中突然出現一股「反腐差不多了,再打下去要動搖根基」的說法,也正是圍繞權力的各種利益群體的反彈。好在北京顯示出要保持「高壓反腐」的強勢態度,才算讓那種言論暫時退息。說是暫時,因為那種「地方官員政府」的基本結構,並沒有因反腐和全面深化改革而受到根本觸動,更談不上改弦易轍。

  至今為止,對當代中國地方權力結構做過全面剖析的,要數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生馮軍旗五年前的學位論文《中縣幹部》。他以「掛職」官員的身份,對河南省的一個化名為「中縣」的普通縣份做了長期調查,發現在這個副科級及以上幹部僅有千多人的農業縣裏,竟然存在着二十一個政治「大家族」和一百四十個政治「小家族」。

  「在這個龐大的『政治家族』網路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潛規則變得清晰可見。有的官位『世襲』,或是幾代人,或是親屬連續穩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帶提拔,凡是副處級及以上領導幹部的子女,至少擁有一個副科級以上職務——更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間並不割裂,往往以聯姻或者拜乾親的方式不斷擴大,『幾乎找不到一個孤立的家族』。」

  「中縣」代表了中國內地縣一級普遍的官場生態。有一位縣委書記說過:「由於多年近親繁殖,如查處一科級幹部會得罪半縣城。這叫集團式腐敗!」 他還講了個順口溜:父子室,夫妻科,姪子打水叔伯喝,孫子開車爺爺坐,兄妹辦公桌對桌,親戚班子駙馬團,小三秘書打字員,王孫公子汽車隊,七姑八姨管婦聯,親家表親配同班,外甥小舅管財權。這就是傳說中的「一統江湖」。

  引了這些話,無非要問一句:反腐至今,作為「一坨一坨腐敗」根基的這種地方「政治家族」權力結構,有沒有改變,有沒有開始受到觸動?筆者的觀察是:看不出有多大觸動,而且還可能蘊藏着強烈不滿等待時機反彈。所以,能否打散這種圍繞權力的利益「團夥」,變固化而腐敗的「板結」為充滿活力的改革與發展的沃土,關係到未來中國的命運。

  在一些省市和國企央企裏,「一統江湖」的權力結構同樣已經形成,而且變得更加複雜、龐大,貪污腐敗更加嚴重。山西可以算是問題首先暴露的第一大省,但這樣「垮塌式腐敗」的省市絕不會僅山西一個;無論哪一個省市,一個不大不小的「老虎」落馬,就會牽扯出一連串腐敗事件和大小貪官污吏。

  壟斷多個行業的中央級國有企業「集團性腐敗」同樣驚人,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已經對央企普遍派出巡視組,每個央企都問題連連。其中,中石油集團從高管到中層已經有超過四十五人被查,包括總經理廖永遠。中石油集團中共黨組成員一般常設九人,目前已有王永春、李華林、溫青山、王立新和廖永遠五名黨組成員落馬,「塌陷過半」。

  最令人驚駭的要數軍內腐敗前所未有地大曝光,一些高級將領涉及金額之巨大、軍內買官風氣之盛行,平民百姓實在都難以想像。如果上面將領買官,花的錢當然要從下面收來,或許收的更多;這樣一級級推下去,勢必形成無官不買的可怕狀況。這樣的軍隊還會有戰鬥力?還能夠保家衛國?

  一個嚴峻的問題是,現今已經曝光的腐敗固然超出許多人的預料,但究竟權力的腐敗到了什麼程度,究竟還有多少老虎、蒼蠅有待進一步打擊懲處,當局真有魄力和能力深挖權力腐敗到底,真有決心「壯士斷腕」?不久前與一位官員閒聊,筆者說:「深查下去可能三分之一官員有問題吧?」他回應說:「不止吧!」究竟多少?誰知道呢!

官員落馬,誰來接替?

  同樣嚴峻的問題是,越來越多的官員落馬,誰來接替?反腐風暴開始後,中石油內部對可能帶來的影響有所準備,規定一定級別領導幹部的「備份」制度,一旦失聯超過規定小時數,立刻由「備份幹部」頂上。筆者上期已提及,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兩會」期間說,受反腐影響,山西省管幹部空缺近三百名,包括三位市委書記、十六位縣委書記、十三位縣長。

  選合適的人很難。王儒林說,在找一個縣委書記人選時,組織部門談了六百二十二個人才終於形成一個備選名單,結果名單上排名第二的半個月後就「進去了」。另一位排名靠前的,還打包為了避免「負責任」、「受牽連」,票說自己沒問題,各方面對他評價也不錯,一個月內也「進去了」。

  在反腐高壓下,一些尚未出問題的官員開始消極怠工。一位企業家就說,部分官員為了避免「負責任」、「受牽連」,對企業不接電話、不批文件,對企業家避而不見,「不吃、不拿、也不幹」,搞「軟拒絕」,從過去的「勾肩搭背」變成了「背對着背」。

  其實,這樣的官員即使本身沒有嚴重貪腐,相當一部分仍然是過去十年「劣幣驅逐良幣」畸形官場生態的產物,除了升官保官,早就失去理想的追求,而且多為庸才。另外一些有能耐的,經過利益權衡,不少已經開始跳出官場自尋出路。

  不妨做一個粗略的估計,如果當今中國官員中三分之一可能出事,或因其他原因退出,另外三分之一為無法重用的庸官懶人,哪兒能找到這許多合格的「備份」替換他們!最近同各方朋友交談中,已經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擔憂:「中國的官員會不會不夠用啊?」

應全面加快和深化簡政放權

  當然中國不缺人才,只是靠當前這種考試、提拔機制,能夠吸收到多少像樣的人才,並把他們放到合適的位置上?實在很難!但換個角度看,或許這正是建造中國現代化吏治的大好機會。

  現行官僚體制已經走到頭,已經無法適應全面改革開放的要求,甚至成為阻礙改革的攔路虎。總理李克強近日表示,近兩年在「放權」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簡政」的力度還不夠,而且養的人也太多。「養了人就要管事啊!有些時候,一些人在政府該出手的地方『不作為』,而在不該出手的地方又總是『手癢癢』,管不住!」

  那麼,當前應該做的就不是用「備份」的方式勉為其難地填補「遺缺」,而是全面加快和深化簡政放權,尤其是縣一級的政權。首先是把現在的黨、政府、人大、政協四套班子合併為一,就一個政府班子。要體現中共黨的領導,就把黨委設在政府班子裏面。

  其次是合併政府部門,縣長由省或地級市公開招聘,部門主管則由縣長負責招聘,都由專業人士擔任。採取合約任期制,到期可以續聘,也可以解聘。縣長是一縣之長,對全縣老百姓負責。所有縣府官員都如此公開招聘,每年工資按級遞增,另有獎金,但不會升任或調任其他職位。編制和工資總額由省裏核定、撥款。

  第三,縣一級既然沒有立法權,就不應該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而應該發展鄉鎮地方自治機構,承擔許多現行政府部門職能。

  按照這樣的「簡政放權」改革,一個縣政府班子幾百人就夠,大概只合現在的三分之一。縣一級改革如果可行,當然應該同樣改革省市一級。而像山西大批官員因腐敗落馬,完全可以變成重建吏治的先行改革試點,面向全國招聘專業人士去擔任各級政府職位,打散打爛地方上依然存在的權力關係網。

  關鍵在於,越來越擔心執政根基動搖的中共現領導層,敢於走出這大膽而又必須的一步嗎?蒼天在上,良心至上,要中國百姓不做「中國噩夢」,當政者必須對得起老百姓才行。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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