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雙城故事,各有因緣  香港政權交接十五周年的反省 (譚志強)

  二○一二年七月一日,香港政權交接十五周年,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親自來港主持慶祝大典,迎接他的卻是四十萬上街遊行示威的香港市民,數以百計的街頭衝突,以及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受訪者比例跌至最低點。社會上,地產霸權橫行,市民貧富懸殊日增。

  與此相反,鄰埠的澳門政權交接十周年慶典,遊行示威的民眾寥寥可數,街頭衝突不見劇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澳門受訪者比例也年年上升。即使貧富懸殊日增,但至少「人人有工開,人人有錢派」,今年還進步到「人人抽籤有樓派」。這種種強烈對比,很值得大家反思。

澳門發達 爾來有運

  很多香港人(甚至澳門人)都不知道,早期的澳門是怎麼樣發達起來。其實是四百五十多年前開始,明、清兩朝嚴格執行的、某些與「時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涉外政策││「海禁」所促成的。在「海禁」政策下,除廣州這個華南口岸可以奉旨進行朝貢貿易之外,全中國其他城市都被嚴格限制和阻止通商貿易,才會讓澳門以「廣州外港」的身份,長期壟斷中外貿易,鶴立雞群於當時中國沿岸星羅棋布的眾多其他港口,包括當時的屯門、官涌之間。由於別的港口都不准做中外貿易生意,只有澳門可以做,對澳門來說,套一句前香港特首曾蔭權先生的金句:「今次想唔發達都難!」

  換言之,早期澳門的崛起,最多不過只是撿了明、清兩朝某個特殊政策的便宜而已,其實是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誇耀的。因此,一旦英國人於一八四一年一月,以武力佔領鄰近的香港,並於翌年《南京條約》簽訂後正式開埠,中國從此哪一個港口都可以「中外通商」,澳門作為中國唯一的國際貿易港口的地位,便迅速被香港及其他中國口岸完全取代。在經濟層面上,澳門也自此淪為香港的「衛星城市」,與香港長期合演「雙城故事」。

  直到一百六十二年後的二○○四年七月,中國中央政府先後開放「港澳地區個人遊」(自由行),再加上該年五月,澳門金沙賭場開幕,數以千萬計「先富起來」的中國內地遊客紛紛擁進澳門博彩消費,迄今每年博彩收益超過千億港元,澳門才算是重新站起來了。

  可是,只要反省一下,大家便會明白澳門的重新站起來,除了前澳門特首何厚鏵的一系列正確決策如打擊黑幫、整治旅遊、加強區域協作之外,仍然主要是靠中央政策之助,如允許開賭、開放「港澳地區個人遊」,是有點運氣,就像四百多年前一樣,而不是憑藉自己擁有的綜合實力或比較優勢達成的。

  故此,即使讓澳門繼續開賭,一旦中央政府領導人另有打算,在「港澳個人遊」政策的執行措施上,東加一點限制,西加一點阻力,甚至在「允許開賭」上對鄰近某些城市「網開一面」,澳門仍然是很容易被「打回原形」的。

北京與「一國兩制」

  與澳門的情況相反,香港的繁榮大多要靠自己。一九七○年代,由於英國的刻意經營,以前港督麥里浩為首,一方面在公私系統全力反貪,一方面傾盡全力經營香港,快速提升管治水平,極力爭取香港民心,以作未來與中國政府進行「九七談判」的籌碼,香港才有機會演變成東亞地區的「國際金融中心」。

  不過,「福兮禍所伏」,經濟繁榮既然是因為「九七談判」而來,能否持續下去,也當然與香港在回歸中國之後,中國政府是否有能力通過有效管治去維持有關。剛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稍稍恢復元氣的中國政府和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先生,其實也很明白本身是力有不逮的,故此,才有「一國兩制」構想的出現,才有《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和《基本法》的誕生。

  一九九七年七月回歸前夕,本人就已經在《香港回歸與港台關係》裏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由於北京當局必會在接收初期全力支持與經營香港,令香港成為「一國兩制」的典範,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共正式接管香港之後,估計香港的經濟也不會馬上完全黯淡下去,而是有至少一段相當時間的「造勢式繁榮」,然後再進入一段比較安定但可能不再非常繁榮的階段。

  不但如此,在中國大陸的內部需求(現代化)和世界各國壓力下,北京當局起碼在主觀願望上有決心去落實這些承諾,我們不能也不應對此符合中國民族主義的要求全盤否定。但是,客觀上大陸方面有無能力兌現「一國兩制」的承諾,及有效落實《基本法》和有關規定及建議,卻一直為香港、台灣和許多外國人士所懷疑。

  本人當時認為,對北京當局能否落實「一國兩制」抱持懷疑態度,其原因不外四點,一是中共在國內政策上一直反覆無常,言而無信,不是無法可依,就是有法不守;二是中共政權目前仍沒有具備有效管理現代國際城市的能力,極可能「好心做壞事」,令香港在大陸當局的不當干預下逐漸變質;三是中共政權會將中國大陸的人治主義和貪污腐敗風氣帶來香港,破壞香港賴以成為亞洲金融貿易中心的法治傳統;四是中共會在接管香港後加緊控制香港的傳媒和緊縮新聞資訊自由,直接削弱了香港在亞洲各大城市中的競爭能力。

  以上的分析和四項預言,在回歸十五周年之際,不幸都「一語成籤」。

「民主化」的發展速度不符港人意願

  香港的經濟成就是「成也英國,敗也英國」,自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事事都管、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管治本質來看,中國政府將香港管治得不如英國政府,令香港回歸後會「比較安定但可能不再非常繁榮」,是一個常識。

  況且,即使北京當局及中聯辦沒有處處干預香港內部的自治事務,在中國內地各大中城市的次第興起,香港各項事業的壟斷地位陸續被打破,大量香港工業內遷中國大陸令失業率步步上升等等因素影響之下,香港的逐漸衰落仍是無可避免的,最多只是來得沒有那麼快速、廣泛和深入而已。

  至於中央政府有沒有落實承諾,本人必須指出,應該是有的,最多只是其「民主化」的發展速度不符港人意願而已。自鄧小平先生以來的中國領導人並沒有欺騙港人,因為,所有官方文件和領導人公開發言都講明:「一國兩制」是指「中央遠遠高於地方的不平等兩制」(這也是台灣當局至今堅拒「一國兩制」的根本所在);「高度自治」不等於「完全自治」,中央政府認為有必要時,還是要「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撥亂反正的;「港人治港」是只有「愛國愛港」(即是完全聽從中國共產黨指揮)的「港人」才有資格管治香港;「維持繁榮」則是一直都有在做,至於成果如何,則是不同立場的人士各有不同的判斷。

澳門的繁榮不值得香港羨慕

  至於澳門目前享有的「博彩繁榮」,其最大的危機是中央政府隨時可以改變,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不但如此,它還是大多數澳門人犧牲了許多個人的基本權利(特別是言論和新聞自由),澳門特區政府和領導人犧牲了不少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上的自主權(讓澳門中聯辦及其領導的親中團體公然干預內政)所換取回來的。

  隨着貧富懸殊的日益加劇,「博彩霸權」紛紛轉而從事房地產業而兼具「地產霸權」身份,澳門社會最近幾年以來積壓下來的種種民怨,仍是隨時會像二○○七年的「五一大遊行」般爆發出來。澳門特區政府比香港特區政府優勝的是,不管是前特首何厚鏵還是現特首崔世安,都肯主動將博彩業的所得數以百億港元釋放出來,進行「二次所得分配」,大力安撫澳門市民,而非如剛剛下台的曾蔭權般,「小善不為,大善不做」,讓「地產霸權」日益坐大。

  總之,澳門目前享有的「博彩繁榮」,根本不值得大多數香港市民羨慕。

  港澳回歸的強烈對比,其實是香港澳門,各有因緣;雙城情結,並未「玩完」。葡萄牙有一首民謠叫《自由之歌》,是這樣唱的:

  有誰希望自由地在歌唱?一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寧願做大街上的麻雀,不願成監獄裏的夜鶯。

  港澳市民應該去做「大街上的麻雀」,而非「監獄裏的夜鶯」!

  (作者是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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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與時任香港行政長官的曾蔭權,今年三月五日列席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開幕式。(明報資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