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老闆為什麼 「不務正業」? (曹景行)

  在今天的大陸媒體上,只要談及最近數十個溫州老闆「跑路」的新聞,論者難免要對他們做出「不務正業」一類的道德判決。對此,筆者曾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問一句:「為什麼溫州商人涉足房地產或資本運作就有罪?如果經營主業的內外環境越來越差,利潤越來越薄,他們為什麼非要孤軍奮戰下去?」

溫州老闆欠債難還人間蒸發

  浙江溫州的老闆因為欠高利貸難還、資金鏈斷裂而人間蒸發(跑路)的事情,半年前就開始出現,近期日益頻發,累計已有一二百起之多,涉及金額少則幾億,多的高達十幾二十億。有的老闆躲去上海等地躲債,也有的乾脆跑到國外,個別老闆無路可走甚至跳樓自殺。令當局擔憂的是,這種狀況如果進一步蔓延,不僅可能因老闆間的相互擔保禍及其他許多中小企業甚至整個行業,還可能因高利貸泡沫破裂而釀成社會動盪。

  而且,不僅溫州,浙江另外一個民營經濟重鎮台州,近來也出現了企業倒閉、老闆跑路的風潮。「十一」長假期間,總理溫家寶帶着一眾財稅金融高官專程前往浙江溫州和紹興,更透出一種緊迫感。有人認為當局只要重拳出手,不難控制住局面;也有人認為北京現在才來救火,已經是後知後覺了。

  確實,以北京對付危機的習慣做法,緊急調來幾百億資金,再配合一些行政手段,暫時平息眼下的風潮大概不是難事。一個正面信息是,欠債最多的信泰集團老闆胡福林已於十月九日從新加坡回國,將在政府參與下重組產業。畢竟,相對於溫州地區四五十萬家大小企業來說,眼下深陷高利貸而實在活不下去的還是很小一部分。今後,推出一些新的金融政策,甚至同意地方政府的要求,讓溫州開始金融綜合改革實驗,把龐大的民間資本從地下導入地上的正規金融系統,也可能遏制民間高利貸的盛行和蔓延。

「溫州模式」成為改革開放典範

  但是,最根本的問題仍然沒有觸及,那就是這許多溫州老闆為什麼會「不務正業」,以至拋棄原來的正業。而溫州以及浙江其他地方要保住製造業的競爭優勢,關鍵是要讓那些產業有錢可賺,更要減少經營風險。不然的話,即使「輸血」救急,資金還是會流到其他容易賺錢的地方和行業,業內資金又會再度短缺。

  記得十年前同香港多家媒體的老總和主編一起到溫州採訪。儘管那些外貌樸實的溫州老闆說着聽得不大明白的普通話,但眼前的事實讓香港媒體同行頗受震驚。比如,溫州有個本來名不見經傳的普通小鎮柳市,居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低壓電器產地,正泰和德力西兩大集團成為西爾斯、沃爾瑪等歐美大商場的主要供貨商。

  還有打火機、眼鏡等等,溫州企業都佔有了全球市場的一大半,製鞋、製衣、印刷、小五金等行業也都做得風生水起。一九九七年筆者到巴拿馬採訪,遇到一位到那裏投資開設打火機廠的台灣商人,交談時他表示,就是因為受不了大陸溫州人的低價競爭,才不得不跑到這麼老遠的地方來開廠,還是設在台灣政府花了大錢弄成的出口加工區,享受優惠和補貼。

  那幾年,「溫州模式」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和民營經濟的典範,甚至被當成奇迹。確實,溫州那裏地少人多,沒有什麼資源,也沒有什麼特殊政策可以吸引外資,所有的成就都是靠着溫州人赤手空拳打拼出來,靠的就是敢於為天下先,不辭辛勞和風險(包括政治風險)敢吃市場經濟的螃蟹,搶佔到了先機。一時間,溫州商人遍布全國每一個角落,就連西部邊陲的新疆喀什市的中心,十年前就豎起了一棟溫商大厦,很是醒目。

  那幾年正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蓬勃、利潤豐厚的時期,溫州老闆的成功為他們帶來了龐大的財富,手中積累了越來越多的資金。杭州和上海許多新建的豪宅小區裏,開始出現溫州老闆和他們家人的身影,也推高了那裏的房價。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山西煤礦,以至古董藝術品拍賣場中,溫州資金越來越活躍。這本來是資本逐利的正常運作,只要本業繼續盈利,就不會有什麼「不務正業」的問題。

經營環境惡化迫使商人投資地產

  但從二○○五年以來,中國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開始惡化,起點就是那年七月人民幣匯率大幅跳升,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出口加工業首當其衝承受重壓。接着幾年,由於原材料和能源價格大漲,由於勞工荒造成工資大幅跳升,由於政府在環保、勞動法規、土地拍賣、出口退稅等方面的政策收緊,各地民營企業的生產成本持續增加,平均利潤越來越薄,虧蝕經營的越來越多。它們能夠支撐到今天,而且多數仍然艱辛維持經營,已可算是奇迹了。

  而二○○八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如同雪上加霜。它們不得不尋求新的出路,或者轉型升級,或者轉移到低成本的內地省市,經營風險大增,需要政府扶持,特別是要對民企開放更多的投資領域。但是,當局投入的四萬億救急資金,卻多被地方政府和國有壟斷大企業用去,加重了「國進民退」的格局。比如,在山西省整頓小煤礦過程中,數以千億計的浙商資本被排擠出去,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溫州資本。

  在這樣的局面中,投資房地產就成了許多溫州商人的必然選擇。正如一位老闆所透露的,他經營千人工廠一年的利潤,還不如他老婆一人在上海炒樓的獲利。但現在,不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小,投入房地產的大筆資金也因中央政府持續不斷的「宏觀調控」而被套牢,資金短缺開始浮現。

必須從體制和政策方針解決問題

  而從去年到今年,中國為了對付通貨膨脹加劇,當局不得不一再抽緊銀根,使得溫州民營企業更難從商業銀行正規渠道得到資金,不得不更加依賴早就十分活躍的民間借貸。隨着這樣的需求越來越迫切,本身按照市場供求決定利率高低的民間借貸就轉變成高利貸,進而把整個社會差不多都捲了進去。不但那些擁有資金的私人金主變成了「老高」,政府公務員也大量介入放貸活動,就連國有商業銀行的資金也通過各種灰色渠道流入地下高利貸市場,牟取暴利。這樣的高利率,當然不是一般的企業能夠承受得住的。

  說到底,溫州問題反映的只是中國民營企業當前整體的困境;要從根本上解決,就必須認真從體制和政策方針上解決民企的各種難題,認真維護民企在中國市場經濟中的主角地位。不然,不僅溫州的危機可能循環反覆,中國其他地方也可能(或者已經)發生類似的事情。

  至於有人認為,當前溫州危機預示中國經濟也將出現大問題,而且會跟着西方經濟一起墜入谷底,那只是因為他們實在不了解中國的實情。最好先去中國中部和西部的省市去轉一圈,回來再發表高見吧。

  (作者是香港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