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要尋一顆明星 新近發現徐志摩致奧格登書信探析(劉洪濤)

徐志摩親筆英文信發現始末

  中國現代詩人徐志摩(一八九七—一九三一)曾於一九二一至二二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期間曾與許多英國著名作家、學者交往,有些還與之建立了深厚友誼,其中包括奧格登(Charles Kay Ogden, 1889-1957)。香港學者梁錫華編譯的《徐志摩英文書信集》(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於一九七九年,為讀者了解徐志摩在劍橋與羅素、弗萊(Roger Fry)、魏雷(Arthur Waley)等人的交遊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但限於當時的客觀條件,此書並未收錄徐志摩給奧的書信。

  奧格登一向有收藏書籍、保存文件的習慣,一生有大量積累。他於一九五七年去世後,遺產為弟弟法蘭克(Frank Ogden)繼承。法蘭克不久就把奧的十萬冊藏書售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但留下了奧的文件,因為他發現這些文件中包括有奧與作家喬伊斯、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等眾多名人的通信,是相當珍貴的文獻紀錄。法蘭克不幸在同年去世後,奧格登的大部分文件又輾轉到了正字學會(Orthological Institute)——這是奧格登在一九二七年創辦、旨在推廣「基本英語」(Basic English)運動的一個組織,由他的朋友兼律師海曼(Mark Haymon)負責管理。一九八○至八一年間,正字學會委託英國克魯肯鎮的拍賣公司勞倫斯(Lawrence of Crewkerne)將這些文件的絕大部分拍賣,加拿大麥馬士打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購買了其中的百分之九十,包括徐志摩寫給奧的書信在內,其餘則被英國倫敦大學、美國德克薩斯大學等大學買下。

  徐志摩的書信就這樣來到了麥馬士打大學,與奧格登的其他文件一起,給保存在大學圖書館的威廉.雷迪檔案與研究資料庫(William Ready Division of Archives and Research Collections)。圖書館還特別建立了奧格登檔案(C. K. Ogden Archive),並將這些書信歸入三十號箱。

書信內容從未披露

  徐志摩的這六封信件寫於一九二一至二四年之間,或長或短,其中一封為明信片。在奧格登檔案中,關於這些信件的發信人紀錄是HSU, TSIMON和HSU, C. H.,其實都是徐志摩,因為那個時代的英語拼音十分混亂,所以他的名字有不同拼法,且不只這兩種,其他常用的還有Tsu-mo Hsu和Tseu-mou Hsu等。HSU, C. H.中的H是Hamilton的縮寫,這是徐志摩給自己起的英文名字。

  梁錫華先生在一九七九年之前從麥馬士打大學圖書館查閱到徐志摩給羅素的書信,卻與該校在一九八○至八一年間購入的奧格登檔案失之交臂,這使得徐志摩給奧的這六封英文書信並未收入他的《徐志摩英文書信集》中,而在那裏靜靜地躺了二十五年。去年,筆者發現了這些信件,並對其中線索仔細疏理,才讓徐志摩與奧格登的密切關係得以呈現,以及重塑了徐志摩當年在劍橋活動及其後返國的一些生活內容。

留學劍橋 初會奧格登

  奧格登是著名語言學家,他在一九○八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劍橋大學麥格達倫學院(Magdalene College),年十九歲。他在求學時期已經有很大的名氣,是劍橋一個重要的學術、思想組織邪學社(Heretics Society,梁錫華先生譯作「邪學會」,創立於一九○九年)的創始人之一,並長期擔任主席。他在一九一一年以優異成績畢業﹔畢業後留在劍橋,一邊開書店,一邊從事學術活動。他在一九一二年創辦了《劍橋雜誌》(Cambridge Magazi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份雜誌成為一個有關政治和戰爭的國際論壇,引起廣泛注意。他後來把精力集中在編輯出版學術著作以及語言學研究上。他將其語言學研究成果應用實踐,從而創立了「基本英語」,這便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於全世界掀起的「基本英語」運動的起源。

  徐志摩在一九一八年赴美國留學,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修讀政治,一九二○年九月獲哥大頒授碩士學位,旋即轉赴英國。他到英國後先入讀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一九二一年春,經英國學者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介紹,才進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作研究生。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徐志摩離開劍橋大學到倫敦,九月離開歐洲,十月回到上海。算起來,他在劍橋的學習約有一年半時間。

  徐志摩與奧格登相識,大約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間,那時他住在劍橋南郊六英里的沙士頓(Sawston)。徐志摩給奧的頭兩封信分別寫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和十八日。他在第一封信(參見本頁附圖)告訴奧,自己因為要去倫敦,所以無法與他在星期二見面,希望把見面的時間推遲一個星期。從這封信的語氣推斷,徐志摩是初次約晤奧。六天後,徐志摩給奧寫了第二封信(參見對頁左上圖),他們顯然在此期間已見過面。徐志摩告訴奧,有兩位張姓同胞(其中一人可能是張君勱)也想見他,希望他能到沙士頓來會面。徐志摩在劍橋期間與奧格登成為摯交,但遺憾的是,這期間沒有書信留下來。

  徐志摩一九二二年九月離開歐洲、啟程回國。在回國的第一時間(約十至十一月間),他就給奧寄了一張明信片(參見對頁右上圖),報告自己歸途順利,只是天氣太熱,並請奧寄來一本藝評家弗萊在一九二○年出版的著作《視覺與設計》(Vision and Design)。這表明兩人交往密切。

向中國介紹西方語言學

  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徐志摩又給奧寫信。在這封信中,徐志摩要求奧寄來一本奧和理查茲(Ivor Armstrong Richards)合著、一九二三年出版的《意義之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他還告訴奧,已經把奧的信(可知此前奧格登應曾給徐寫過信)在兩份大報上發表,並且就奧在信中所討論的問題徵求了一些中國學者的意見。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知道奧格登給徐的有關信件發表在什麼報刊上,也不知道信的具體內容。但根據現有資料,可以推測是涉及奧格登這一時期正在進行的「語言之魔力」(the power of Word Magic)的研究。至於《意義之意義》這本艱澀的著作,是應用二十世紀初期心理學、語言學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探討語言的歧義現象、語言與思想的關係、對語言的控制和利用等。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此書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最為重要的著作之一。此外,此書可說是奧格登和理查茲後來一系列學術發展的起源。但是在當時的中國,現代語言學研究才剛剛起步。因此,徐志摩告訴奧,奧在中國將很難找到知音﹕「我只見到極少數對這個問題感興趣且有專門研究的學者,但令我感到困惑的是,我發現他們的意見並不中肯,和你的觀點也不相近。」徐志摩在信中說,他在去年聖誕節時給奧寄去一本胡適論邏輯的書(即胡適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英文著作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中譯本《先秦名學史》在一九八三年出版),希望奧能透過這本書有所得益。

  徐志摩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七日曾給羅素寫信(見《徐志摩英文書信集》),就「心理學、哲學與科學方法國際叢書」(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以下簡稱「國際叢書」)擬出版一本介紹中國哲學的書事宜,與羅討論作者人選問題。徐志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和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給奧的信,也涉及到由奧格登擔任學術編輯、羅素擔任學術顧問的這套系列叢書。

  「國際叢書」的主旨是介紹世界各民族最優秀的哲學思想,當然也包括中國。羅素在一九二○年十月至一九二一年七月曾訪問中國,故很了解中國學術界情況,他推薦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由商務印書館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給「國際叢書」,顯然是經過慎重考慮的。但徐志摩在上述給羅的信中認為,胡適的這本書並不適合翻譯出版,理由是這部著作只寫出了上卷,其中又包括大量西方讀者不感興趣的枯燥考據,篇幅又長,加上胡適太忙,恐怕沒有時間做這件事情。這些理由十分充分。徐志摩繼而建議他們邀請梁啟超出版一本「有關中國思想的書」。他在信中介紹梁是「中國最淵博的學者之一,也很可能是文筆最雄健流暢的作家。他在解放中國思想,以及介紹普及西學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值得我們萬分欽佩。他在學問上吸收與區別的能力是別人永不能望其項背的」。

為出版梁啟超英文著作穿針引線

  羅素對梁並不陌生。梁啟超一九二○年四月發起創辦的講學社是邀請羅到中國講學的主要團體之一。羅素在中國期間,與梁多有交往,並對梁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羅素和奧格登當即接受了徐的建議。梁啟超也十分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建議,這後來促成了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三年)一書的出版。

  梁啟超完成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與羅素、奧格登要求的「中國思想」在涵蓋範圍上有一定出入,徐志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給奧的信中對此的解釋是﹕「這和思想通史大致是一碼事。」梁啟超完成的是中文本,翻譯成英語的任務最初由徐志摩負責。徐志摩的翻譯工作開始於一九二三年四五月間。他在上述給奧的信中說﹕「到目前為止,我只翻譯了導言。書的篇幅很長,翻譯成英文,我想不會少於三百五十頁。如果我下決心幹,估計需要整整一個夏天。不管怎樣,我個人認為此書是來自東方的重要貢獻,我願意花幾個月時間來翻譯它。」徐志摩顯然十分認真地看待此事,他甚至準備把部分譯文寄給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和魏雷,要聽取他們的意見。但徐志摩後來太忙,不得不放棄翻譯工作,這在他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給奧的信中得到證實,他說﹕「至於梁先生的書,我真是慚愧極了,一方面對不起你,另一方面也對不起梁先生。我不是不願意承擔這一翻譯工作,但這意味著我要花連續三個月時間全身心投入,這是我沒法辦到的。同時,西伯利亞的秩序已經恢復,我現在正計劃再去一次歐洲旅行。我很快還會再給你寫信。」

  徐志摩推辭這翻譯任務後,此書改由「世界通解叢書」(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Series)的一位編輯L. T. Chen接手完成翻譯。最後,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英譯本(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uring the Early Tsin Period)終於列入「國際叢書」,由英國倫敦的基根出版社(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在一九三○年出版。

  然而,羅素和奧格登並沒有放棄請胡適寫一本類似著作的打算。由於梁啟超提供的是一部斷代政治思想史,故寫一本全面介紹中國思想的書之任務就落在胡適頭上。徐志摩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給奧的信對胡接受這個建議抱有信心﹕「胡適博士幾天內就會來北京。我可以有把握地說,他對自己的書在英國出版一定很高興。我見到他後會再寫信給你。」徐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一日的信中告訴奧,胡已接受了在英國出版他的著作之建議﹕「胡適先生很高興你打算在英國出版他的書。我相信他不久就會給你寄去他的改定稿。或許他已經寫信給你了。」

  事實上,胡適並未寫信給奧格登,奧格登檔案中也沒有收藏胡適這部「修訂稿」。可能是胡適根本並未寄出稿子。但奧格登當時顯然一直在等着——我們從一九三○年「國際叢書」叢書扉頁上預告的書目中,還可以看到胡適的《中國思想發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ought)。遺憾的是,羅素和奧格登所期許的這部著作,始終沒有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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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留英期間,曾與許多英國著名作家、學者交竹住,有些還與之建立了深厚友誼,其中包括奧格登(圖)(網上圖片)